大礼堂前的中轴线承载了我大学时代的所有的大事件，南门前的林荫道是一定要走一遍的。我一边走，一边给孩子介绍我们上课时的主楼，吴祖谋教授就是在那里，在迎新会上拉了一首我迄今为止依然主观地认为是最好听的小提琴曲，无限贴合“陌上人如玉，君子世无双”的绝美学者形象，从此执着地主导了我的审美导向；学五楼里，李煜昌教授带着我参加一桩当时轰动一时的重大案件的辩护，不畏权贵，仗义直言，法庭辩论结束时观众抑制不住鼓掌的那一刻，使我对公平正义有了朴素但深刻的理解，贯穿了我以后的职业生涯；那个在非上课时间我最多光顾的电教馆，在那里我领略了《飘》的魅力，见识了雨果的《悲惨世界》，震撼于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的恢宏。我就像一个小白，如饥似渴地在那个百家争鸣的时代了解知识，接受信息，消化分歧，梳理自己的见解，与不同的意见激辩和碰撞，进而与不少同道中人结下了一生的友谊。

东西斋房和东操场是我在校时最喜欢溜达的地方，激扬躁动的青春总是奇妙地在斋房悠扬的琴乐声中得到抚慰和治愈，而东操场，这个收藏了我等多巴胺和内啡肽的运动之地，也同样见证了多少人的初恋，年轻女孩子和年轻男孩子纯净透明的爱恋，并没有随着时光而流逝，而是被封存在了此地。

已经过了知天命年龄的我突然后知后觉地庆幸，我的十六岁到二十岁的最好的年华定格在这里，我与这个世界最深刻、最神秘的联系是在这里；河大与我之间，不只是四年学习生活的物理积累，我的青春，我的世界，是从这里开启的。如果说家庭给了我生命的基因，河大从精神层面给了我们走向世界的起点和背书，给了我面对世界的自信和底气。

站在校史馆前，我百感交集。曾经作为教授颇为看重的弟子，毕业后三十年间辗转于多个城市，尝试过多种职业，许是因为业绩平平的缘故，始终有种惶恐和惭愧。今天，当我站在这里，那些纷乱的纠结莫名其妙地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内心无比的安适和宁静。如果把母校比作浩瀚的星河，我愿是能够贡献光亮的那一颗；如果母校像花园，不管我是银杏也好，是女贞也好，能够用绿叶提供一隅荫凉，用年轮记载星移斗转、风轮雨幕，惊艳也有，沧桑也有，最宝贵的，是那份独特和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