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历史学家，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和传统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为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他主编的已经“40多岁”的《中国古代史》是后学必读经典，修订改版多达五次，发行量高达一百二十多万册，全国60%以上高校历史院系至今仍将它作为教材使用；他潜心学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激励学子为文化强国勇担重任；他90多岁的高龄仍笔耕不辍，精业笃行，被中共中央组织部授予“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称号……
他是国内史学界研究中国古代军功爵制度、户籍制度、治安制度的开拓者之一，河南大学原历史系主任、教授、河南大学出版社首任总编辑朱绍侯先生。他耕耘杏坛60余载，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河南大学，奉献给了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直到生命定格在了7月23日，96岁的他永远离开了挚爱的事业。
呕心沥血 笃行求真明大道
1926年11月21日，朱绍侯先生出生于辽宁新民。幼年家中贫困，直到9岁才入小学。小学毕业后迫于生计，便早早在工厂当起了学徒工。厂内劳动强度大，一干就将近10个小时。此外，他还每天步行上下班，通勤时间达5个多小时。尽管如此，艰难的环境和困苦的境遇并没有扑灭他求学的渴望，反而磨砺了他坚强的意志和勇毅的品格。1946年，朱绍侯放弃工作考入辽宁省立沈阳师范专科学校，1948年继续深造，考入东北大学教育系。
朱绍侯自幼爱好历史，《三国演义》《东周列国转》等历史演义小说，他都耳熟能详，百看不厌。正是缘于对历史的极大兴趣，在1949年东北大学重组时，朱先生毅然转入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历史，后又接着读历史研究班，相当于现在的研究生，直至1954年毕业。随后，28岁的朱绍侯来到河南大学任教，开始了与河南大学的一世情缘，走过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治史治学之路。
先生有大德。1977年高校恢复招生，各个高校历史系无教材可用。1977年12月，来自西北大学、杭州大学（现并入浙江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山东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学院（现广西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山西大学、南充师范学院（现四川师范大学）、开封师范学院（现河南大学）等十所院校的专家、学者齐聚杭州，召开首次《中国古代史》教材编写会议，“十院校本”《中国古代史》由此而来。同仁们聚在一起，首要任务是推选一位“有宽容的气度，有甘于奉献的精神，乐意为大家奔走”的主编。在大家为谁来当主编而一筹莫展之际，朱绍侯先生临危受命，以其“宽以待人，严于律己”的学者之风骨得到编写人员的一致赞同，勇担重任，迎难而上。
先生有大智。朱绍侯先生任《中国古代史》主编后，大胆提出编撰思想，创新制定编写大纲。“先生关于中国古代史教材编写的基本思路和基本状况，奠定了教材的科学性和系统性，为当时中国古代史教材建设搭起了基本框架，并由此奠定了该教材在当时高校中国古代史教材中的主导地位”，河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振宏如是说。《中国古代史》于1979年出版，1982年作为教育部推荐教材，一经出版，立即被多所高校采用，嘉惠学林。至今，该教材已发行40余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历史学专业的学子，创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高校文科教材的奇迹；教材在框架体系方面的开拓，也纷纷为诸多同类教材所仿效。“某种意义上说，‘十院校本’《中国古代史》已成为一个被史学界所广泛认同的学术品牌，代表了当今高校中国古代史教材建设的最高水平，其出版至今的修订历程，也已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史学科发展的一个标志”。
先生有大事业。朱绍侯先生曾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常务理事、河南省历史学会会长、《史学月刊》编委和顾问等，1992年被评为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极大地推动了河南大学乃至我国中国古代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大型史学丛书《今注本二十四史》，进一步对史书内容进行校勘和注释，以便现代读者对史书古籍深入阅读和理解，被已故历史学家何兹全先生称为“近代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二十四史编纂工程”，而朱绍侯先生担任其中《宋书》的主编。从1995年正式开笔，历经20余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在2020年7月完成并出版。期间，他带领团队对《宋书》一百卷进行全面整理，严格落实“史家校史”“史家注史”的原则，全书注释篇幅为《宋书》原文字数的3倍有余。作为一项开创性的工作，今注本《宋书》填补了传统二十四史中后二十史无注的空白，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守护、普及、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2012年，朱绍侯先生获“中华文化人物”提名，在颁奖典礼现场，主席团高度评价先生“在历史研究领域尤其是在《今注本二十四史》编纂期间，表现出令人敬佩的学术精神，并作出了珍贵的史学贡献”。而朱先生谦逊且质朴地说：“我参加的今注二十四史工作是一项集体和长期的工作，我个人贡献是比较少的，所以我认为，这个荣誉应该归于参加今注所有的专家和学者。”
诲人不倦 烛照丹心暖杏坛
一所小城，一所大学。念兹在兹，一生钟情。
先生有大格局。“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朱绍侯先生曾任河南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及河南大学出版社总编辑等职。入职伊始，朱绍侯先生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上，他认为，只有在讲台上站稳了脚跟，才能开始搞科研。因为教学和科研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不搞教学就不容易发现问题，就会让研究显得无的放矢。而长时间不搞研究又会使人对许多问题的认识浮于表面，人云亦云，不得深入。每次上课前，朱先生都会在准备课堂资料方面下足了功夫。课堂上，他严谨认真，每次上课时都会拿着十几页密密麻麻手写而成的讲稿，条理清晰，思维缜密。讲台下，他平易近人，对于学生们的请教从不拒绝，无论自己多忙，总能热情相待，倾力相授。
先生有大爱。朱绍侯先生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将对学生的培育始终挂记于心。每每与青年学者交流时，他总会言辞诚恳地讲：“研究历史没有什么窍门可找，既要勤奋，又要有时间的累积。你要有十年甘坐冷板凳的功夫，因为中国的史籍浩如烟海，如果没有足够的知识积累，人再聪明也不可能写出很有价值、很有分量的著作。”在学生们看来，朱先生不仅是一位严师，更是一位忠厚长者。学生论文中的每一个不足之处，他都会严格、细致指出，并且花很长时间帮助其修改，甚至有时会亲自为学生查找可供文章补充的资料。“润物无声，谢良师，难忘校园多雨露；凌云有志，勉学子，莫愁前路少人梯。”这是一位毕业生写给朱绍侯先生的谢师词。
正所谓“春播桃李三千圃，秋来硕果满神州”。多年来，经朱绍侯先生“传帮带”的一批批学生已经成长为学界的中流砥柱。郑州大学副校长张倩红1984年从河南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在朱绍侯的介绍下留校任教，开始了在河大25年的教学生涯。张倩红表示，“跟着朱老师在河大做学问的那段时光，是我这辈子都难以忘怀的珍贵记忆”。河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龚留柱作为朱绍侯先生的早年学生，随先生从事学术研究数十载，他表示，“先生眼神是慈祥的，脸色是和蔼的，腰身是谦恭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心地是平和的，灵魂是宁静的，我为人处世的方式也深受其影响，弥足而珍贵”。
老骥伏枥 用生命书写历史
了解朱绍侯先生学术人生的人，都知道他始终恪守的座右铭：天资愚钝凭勤奋，事倍功半终有成。聪明才智荒学业，虚度年华空一生。朱绍侯先生以学术为生命，勤勉耕耘，孜孜以求，著作等身，出版了《军功爵制试探》《军功爵制研究》《雏飞集》《朱绍侯文集》《朱绍侯文集（续集）》《秦汉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等学术专著、个人著作集8部，主编教材、著作13部，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树起了一座又一座学术丰碑。
先生有大情怀。朱绍侯先生胸怀“国之大者”。鲐背之年，先生虽年高笔颤，却仍笔耕不辍，一笔一画在稿纸上用传统的手写方式不停地书写，著书立学。朱先生坦言，“学生们说我是‘学术养生’。现在我的屋里到处都是书，往这坐一会，本来想休息，不行，还要顺手把书拿起来看看。”“只要去他家里，案头上总有写了一半的稿纸和掀开的书籍平摊在那里，一年发表五六篇论文，三四年出版一本著作，对他都是极平常的事情，因为学术已经成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学生龚留柱感慨说。朱绍侯先生关注现实，关心时事，注重历史研究服务现实的积极作用。2016年5月31日，90岁高龄的朱绍侯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历史研究的使命》一文，阐述了历史研究在新时代背景下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产生了重大影响。
先生有大境界。他关注学校发展，2017年，河南大学迈入“双一流”建设高校行列，谈到河大的发展历程，先生落泪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河大走了过来。希望我们以‘双一流’建设为全新起点，既脚踏实地又开拓创新，继续加快发展”。2020年冬，先生卧病在床，身体虚弱。记者曾随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几位领导老师前往探望，大家一再叮嘱先生要好好休养，早日康复，朱先生却再三交待学院，一定要把人才培养好，话语间殷殷深情令人泪目。
朱绍侯先生勤奋治学，以专业的工匠精神打造学术精品，孕育桃李芬芳。《光明日报》这样报道朱先生：“作为一位学者，他严谨务实，科学求真；作为一位仁师，他孜孜不倦，桃李满门；作为一位九旬老者，他秉烛前行，笔耕不辍。坚守岗位六十余年，治学一辈子，他用生命书写历史。”2019年，朱绍侯先生被中共中央组织部授予“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大国强，盼良师；民族兴，盼先生”。朱绍侯一生潜心治学，成就卓著，道德文章，垂范后学，为“先生”这个名字写下了最好的注脚。而朱绍侯先生总是谦虚地说：“有人说我是名教授，作出了很大贡献，这话好像有点夸大，我就是个老师。”
斯人已逝，风骨长存。“永远怀念朱先生！”这是河南大学师生的共同心声。河南大学校党委书记卢克平深切缅怀：“曾随先生赴南阳，躬耕之地费思量。学者持论千斤重，不为世俗说短长。”河南大学校长张锁江院士表示，“朱先生是深受敬仰的史学大家。他为人师表、着眼未来、胸怀天下，一生用三尺讲台将传统文化代代相传。他的逝世是河南大学乃至学界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朱先生的遗志，为河南大学‘双一流’建设的美好明天接续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