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零年秋，我就读河大中文系；求学四年，未曾谋面系里四大家（其他三大家是任访秋、高文、华中彦）之一的于安澜先生。但同学们私下传颂颇多，说于先生中学时深受国文教师范文澜的赏识。大学期间得到了冯友兰、郭绍虞、嵇文甫、董作宾等名师的悉心指导。在燕京大学读研究生时期，凭借一部《汉魏六朝韵谱》（三册）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钱玄同、刘盼遂、闻在宥、王力等语言学大家纷纷撰文称赞。全校师生均称于先生是古文字学家、音韵学家、美术史家、书法家“四位一体”的大家；每每听到这些，心中遗憾越重。
01
时隔两年的一九八六年九月，我考入母校的古代汉语助教进修班。这一年，受国家教委委托，河大承接了古代汉语和中国古代史两个助教进修班，共招生二十人。我们古代汉语助教班的十名同学分别来自福建、安徽、黑龙江、山西和河南五省；其中，只有我一个是本校毕业生，而且年龄最小；一报到，教研室主任董希谦先生和班主任王浩然先生就找我谈，说：“你当班长，为同学们跑跑腿服服务，转达同学们的诉求，让大家学习愉快。”看着二位老师那和蔼而殷切的目光，我就愉快领命了。让同学们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中午，学校为我们举行了隆重的接风宴，于安澜先生作为教研室重量级人物出席了宴会。宴会由校长助理王绍令老师主持。宴会上，来自安徽的也是班上年龄最大的常洪学长代表同学致答谢辞。出人意外的是，常洪当众向于先生索要一幅墨宝。因为在河大于先生以“三不写”著称。应景笔会不写、一般求字不写、应邀题字题签不写。常洪如是说，全场无一应对。当听力不好的于先生明白了他的意思时，乐呵呵地说：“好说，容易，不急，不急啊。”餐桌上还是没有应和。这时，王老师向我示意收场。我上前，大声向于先生做了自我介绍，然后说：“这位同学叫常洪，来自安徽，在宿州师专任教；是我们的大学长。”于先生还是乐呵呵地点头说“知道了”。然后，转过身面对大家，说：“喝酒，喝酒。”主持宴会的王老师，走到先生跟前俯下身子问道：“于先生，您喝点红酒吧？”于先生手一扬，笑道：“嗯——老规矩，要喝就喝白酒，其他的酒不是酒。”说着，站起身，端起杯说：“敬各位啦！”然后率先喝了半杯；全场一派欢乐。
助教班开课了，课表上没有排于先生的课。同学们强烈要求听于先生教诲。教研室主任董老师解释并答复道：“于先生年事已高，业已离休，还肩负着一定量的整理古籍任务；按规定不能给于先生按排常规课程，为了满足同学们要求，请于先生讲十次二十个学时的“说文研究”，剩下的请王复光先生续讲。”董老师叮嘱我：“为确保于先生往返安全，你每次都要接送先生。”所谓接送，就是步行跟随于先生从河大南大门东南角教授楼，到校内十号楼一楼的教研室。从此，每逢于先生上课，我早上七点半，准时到于先生住所。
时年84岁的于先生跟外甥女刘晓敏一起生活。当时天气已冷，先生穿着传统中式便服：筒子式的毛线帽，宽厚的灰色围巾；上身对襟棉袄，外罩蓝色中山装；下穿黑色大裆棉裤，手工棉布鞋。先生的早餐亦非常简单。蜂窝煤火上烤焦的粗粮锅饼，小米汤或豆浆，一个素菜。看衣食，俨然一位农家翁。
上班的路上，我给先生提着极其简单的讲义兜，端着一个保温茶杯走在先生的左边；先生有拐棍，总是掂着不拄，脚步利索；大约一公里的路程，十来分钟就到教研室；安排先生坐在藤椅上，把讲义摆在备课桌上。但，我也深深感觉到，先生说笑着讲完两个学时后，需要用力搀，才能站起来；回去的路上，拄着拐杖，脚步不如上班时的快；半途上，要坐在路边休息十来分钟。
02
引经据典滔无穷
于先生上课前，董老师让我转达同学们，说：“于先生讲课没收留，他会一直说。如果同学们有兴趣，可以提问题的形式，请先生改变话题。”但，课堂上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很少打断先生的授课。
于先生讲课有两大特点，一是趣，二是笑。他把经、史、子、集融会贯通，旁征博引，信手拈来，就像拉家常一样讲出来。讲汉字起源。先生开宗明义说：结绳记事的历史很短，人们很快发现了结绳记事的弊端。真正的汉字史是从绘画开始的。所以，“六书”之首是“象形”。而且，“六书”的产生是有先后顺序的，也是随着人们认识事物的广泛而增加造字方法。有了象形，表意不够用的时候，“会意”造字法就应运而生了。
先生讲完“六书”造字法之后，阐发己见道：“汉字总数47000多个，常用汉字4000多，搞一般的古籍整理与研究，掌握7000多汉字，就可以借助辞书开展工作了。这么多汉字，用‘六书’分类，大多数是可以辨认的，但许多字，是很难辨明它是用哪一种造字法造出来的。原因是时代久远，我们很难弄清楚造字者本人用意；另一方面，在久远的使用过程中，又逐渐赋予许多新义。所以，我们给汉字下的定义是：汉字是一个在长期使用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庞大而复杂的符号体系。譬如“史”字。是个合体字，一般认为它是“会意”字。可是，在明确“史”字的本意时候，你就会改变看法。就连许慎老先生在《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中也出了自相矛盾的疏漏。《说文》：“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凡史从属，皆从史。”于先生阐发道：“许叔重下的定义很准确，就是记事的人。应该顺着解释，从人，托着一个记事板，记录皇帝的起居日程。史的本义，就是上古时期的史官。从这个角度讲，史，还是会意字吗？同学们会问，许先生为什么这样解呢？因为，许慎是当时的名儒大家，人赞‘五经无双许叔重’嘛。他解释的是史官记事的原则。所以，才说‘持中，中正也。’这样解，有错吗？当然不错。但是，从词义学的角度看，叔重关联得有点偏远了。”
于先生的讲义都是工笔正楷。但是，讲授时从来不翻看。每次开讲，他总会问：“上次讲到哪儿啦？”得到同学们回答，他说：“嗯，今天讲某某问题。”于是便是两个小时的说说笑笑。而我们却在先生说说笑笑的同时专注而紧张地记录。当同学们回去复习课堂笔记的时候，不约而同地发现，先生课堂上谈笑风生的讲授，却是内容丰富条理清晰逻辑严禁举例典型的学术论著。同学们一致赞颂：“大家就是大家，果然名不虚传。”
03
言而有信如日影
转眼到了一九八八年元旦。这一天下午四点多，夕阳格外明亮，照得我们居住的东一斋三楼暖烘烘的。我和常洪正在校对书稿，突然听到一位女生在楼梯口喊话：“谁是古汉语助教班的常洪啊？于先生来找你啦！”我们闻声而出，见一中年女老师搀扶着于先生走到我们的宿舍门口。看到这情景，我们谢了不相识的那位女老师，赶快搀住先生来宿舍，请他坐下。先生还是笑呵呵地说：“没事，我是来还愿的。”说着，从一个布兜里掏出两个大信封来，每个信封上都有名字。
当我们各自打开信封看时，竟是墨香未散的一副长联墨宝。一时间，我和常洪都不知所措，甚至连谢先生的话都说不出来了。于先生却若无其事地说：“你们忙吧，我要回去了。”我们两个，沿着木制的楼梯，因为木梯太窄，只好一人走在前面，一人搀着先生，一步一停地把先生送到东一斋大门口的台阶下，先生执意不让再送，头也不回地拄着拐杖走开了。目送先生拐过弯去，我们回到宿舍。40多岁的常洪端详着墨宝，感激涕零地说：“万万没有想到，一年半以前，我的一句半真半假的玩笑话，于先生竟然这么当真。真乃‘诚为天之道，君子无戏言’呀！”受他的感染，我也禁不住有些动容。
先生赠给我的长联作品是：“千里归艎山映斜阳天接水，一声长笛雁衡南浦月当楼。”令人钦佩的是，先生饮誉海内外，而我只不过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学生，先生在作品中称我“同学”；不用“嘱书”而写“补壁”。先生和蔼可亲为人低调的品德可见一斑。在一副作品中，先生连用六枚印章，上联右边三枚均匀散落全副，自上而下内容分别是：民国前十年生、豫滑于氏、安澜八十六以后书；下联三枚在落款的名字以下，内容是：于安澜印、安澜翰墨、金石刻画臣能为。从形式到内容，臻美之至，难以言表。
作者简介
霍清廉，1961年生，杞县人，河大中文系80级学生；河南省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河南省第九届政协委员、河南省第九届青年联合会常委、河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原党委书记、经济学副教授，退休。该文回忆的是作者1986-9~1988-1在母校读古汉语助教进修班时和于安澜先生交往的“小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