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振江老师不幸因病去世。我得到消息，乘高铁赶到江苏镇江，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送别敬爱的老师。

晚上躺在宾馆的床上，翻来覆去，无法入眠。张老师的音容笑貌、当年跟着他工作学习的情景，像过电影一样，在脑海里回放着。

1986年7月我大学毕业留校，在党委宣传部工作，张老师是部长。我在部里工作五年多时间，先编报纸，后搞理论教育、写材料。虽然因工作需要，我又经历了多个岗位，乃至异地任职，但与张老师的联系没有间断，感情历久弥醇。

对张老师最初的印象是严厉。工作时间长了才知道，他的严厉是出了名的。张老师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文字功底深厚，对工作要求很高，对文字要求更高。他曾说：“文章是一个人的脸面。”对我触动很大。我非中文系毕业，但觉得一个读书人在大学工作，写东西要像回事，否则说不过去。

无论是报纸稿件，还是公文材料，最害怕张老师审稿，因为他把关很严，想蒙混过关是不可能的。他看稿时，我就站在桌边，手心攥着汗，看他握着笔，笔尖像扫描仪一样，一行一行扫描。遇到不合适的句子或段落，随手就改，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直到他改完，说：“行，不错。”才长出一口气，放下心来。他改过的稿子，我拿回去反复比对，想想为什么这么改？这样次数多了，慢慢就提高了。我能积累一点文字基本功，得益于张老师的严格要求和悉心指教。

上世纪八十年代，思想理论界很活跃。作为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宣传部工作忙，任务重，张老师在办公室放一张床，经常住在学校。他见不得年轻人浪费时间，不允许在办公室喷空聊天。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有工作就干，干完了就看书学习，不要喷闲话。”为了“逼”我们学习政治理论，他要求我们几个年轻人轮流上讲台作报告。有一次我被赶鸭子上架，为全校政工干部作了一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究竟谁将不战而胜》的报告。为此我查阅了很多资料，读了很多理论文章。现在想想都有点后怕，一个毕业没几年的毛头小子，怎么敢讲这样的大问题？

张老师的“逼”，让我养成了终身学习的好习惯。不管走到哪里，不管在什么岗位上工作，我都没有放松读书学习。

严厉的背后是柔软。张老师其实有一颗宽厚的善心。作为部长，他时刻关注着同志们的成长进步，根据每个人的特长安排工作。工作中出现差错，他会严厉批评，但批评过后，他会手把手教你怎么做。我对工作是很认真的，编报纸做校对，一般没有出过差错。没想到有一次出了一个大错，把校长的姓印错了，还是张老师最先发现的。我是责任编辑，少不了挨了一顿批。晚上，我和编辑部主任到张老师家里做检讨。张老师已经消了气，反过来宽慰我：“谁能不出错？人民日报还出错呢，以后注意就行了。”鼓励我继续做好工作，不要有思想负担。有了这样的教训，在以后的文字工作中，我更加小心谨慎了。

他并没有因为这件事对我另眼相待，反倒一直关心着我的成长，主动给我压担子，让我承担更重要的工作任务。

张老师很念旧情。我们几个老部下，虽然先后离开了宣传部，但每年春节都要和张老师相聚。每当这个时候，张老师会情不自禁地讲起当年的事情，眉宇间溢满慈爱。晚年他到江苏镇江跟着儿子生活，据他儿子讲，他常给家人讲宣传部的故事，讲我们几个老部下，连他的孙女和外孙都知道一二。

张老师一生坎坷，却在坎坷中铸就了坚韧的品格。工作之余，他常和我们谈心，我们从他的经历中，感悟出许多人生道理。他性格刚正，直来直去，眼里揉不得沙子。他的刚正，使他坚持了原则，赢得了尊重。即便人生步入低谷，他依然不改其志，不易其识。他相信自己没有做错，对得起党性，对得起良心。他不发牢骚，也不埋怨别人。

也许是性格决定命运吧。八十五年风风雨雨，张老师经历了许多曲折和颠簸，但不管时世和命运怎样变化，他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信念，顺境时不张扬，逆境中不丧志，用坚韧默默地支撑着自己。

张老师家学渊源深厚。他自幼聪颖勤勉，文武兼修，书画艺术造诣很深。多年来，他在繁忙工作之余，坚持临池挥毫，尤其退休后，静心研习书画。国庆七十周年之际，学校为他隆重举办了书画展，并结集出版了书画作品选。

我至今还珍藏着张老师的一幅墨宝。那是我的散文集《静都偶记》出版后，张老师一口气把书读完，深夜提笔，写的一篇“随感”。虽然只有短短百余字，但情深意切，字字珠玑，堪称一篇美文。其书写点画饱满，灵动流畅，内容质感与书法美感完美结合，亦是一幅硬笔书法珍品。

“随感”用的是宣传部的旧稿纸，看着很亲切。“随感”后面几句，“怨而不怒，乐而不张，羡而不谀，忧而不伤”，讲的是作文的境界，其实也是为人处世的道理。亦即为人为文，都应如此。

我努力平复着自己的情感，用克制的语言写这篇文章。然而行文至此，接到远在国外执教的老同事刘剑涛的电话，得知张老师去世，她哽咽得说不下去：“张老师，就像父亲一样……”我的泪涌出了眼眶。

纸短情长，不尽依依。惟愿吾师，天堂安息！

（作者为我校党委组织部原部长，周口师范学院原党委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