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是历史系的教授，但我们中文系的同学都认得他。他，中等身材偏高，比李嘉言先生略胖、略矮。冬天穿一身土布棉袄、棉裤，腿脚上还扎了带儿。戴一顶土法缝制的棉帽子，带护耳的，有风了可以放下来，把整个的头护住，只留下一双眼睛可以向外张望。他像乡下的老翁，子孙绕膝，却不靠儿女养活。
其实，先生那时才45岁，风华正茂。本应气宇轩昂，风流倜傥，却打扮得老气横秋。和当时的靓男丽女相比，恍然如同隔世。
        但他却是名教授，校内闻名，全国驰名。在日本人编的《世界名人大辞典》上，有他的名字。人们说，他青年时代游学清华大学，是中文系闻一多先生的高足。我们入学时，高校流行两本书，一本《楚辞研究论文集》，作家出版社编选，从全国学者郭沫若、郑振铎、高亨、游国恩……中挑选出49篇文章，孙先生被选中三篇；一本《诗经研究论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选，共挑出19篇文章，孙先生被选中四篇。因此，学生说，我们的孙先生，拿到北大、南开、复旦……名校中去和那些个教授比，也不弱于他们。
        孙先生毕业于清华中文系，他没有到我们中文系任教，却分配到了历史系。我系同学愤愤不平：“不行，得找学校领导提意见，把孙先生要回来。”
        但五七年以后大学生群龙无首，因此，要回孙先生的事说说而已，以后也就不了了之。但后来却是天遂人愿，从1959年开始，孙先生又被派到中文系上课，给我们讲授《中国古代史》。虽然不是中文系专业课程，差强人意；但毕竟是孙先生授课，同学们也就心满意足了。
        孙先生讲课的最大特点就是精辟，你能从他那里，听到除他之外，任何人所讲不出来的东西。譬如《诗经》共有98个“公”字，它们大都是“王公”之公，没有一个是作为“公共”之公来讲的……。孙先生讲课爱引用郭老，每个问题都要讲清，郭老是怎么说的。但最后总要说上一句，这问题都让郭老给搞乱了。
       孙先生当年在清华求学，和蒋南翔同班住一个寝室上下铺，二人私交甚深。蒋后来当了中央委员、高教部长，还托人带信问候孙先生。并说，有什么事都可以找他。但孙先生一向不愿攀高结贵，从不逢人就言及蒋氏。别人没有关系还要拉拉扯扯找关系，而孙先生可好，高教部长找上门来，他竟淡然处之。

        1985年，蒋南翔撰写《我在清华大学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回忆》，公布当年的同学名单：“和我同一年进清华大学的，有荣千祥（荣高棠）、宫日健、曹言行、陈国良、罗青、王大珩、钱三强、段学复、彭民一、唐学鑫、艾维超、吕凤章、孙作云……（《蒋南翔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1172）

         从1956年调入开封师院，到1978年5月23日逝世于铁塔校园，这二十年里，先生写了多少文章？完成了多少著作？但只有一次发表在历史系主办的《史学月刊》上，那是一篇读书笔记，《读<史记.屈原列传>》（1959年九期）。

        1978年先生去世，1990年六期，先生的《<楚辞>与上古史研究》才作为“遗作”发表出来。这时我们才知道，先生生前还是《史学月刊》的编委。
        是先生生前没有写出什么著作可供发表吗？不。在上个世纪之末，我受命帮助整理先生遗著，见其积稿成箧，尘封纸黄，年久几成败叶。除生前所发表的两本专著和几十篇论文外，共整理出六大册的文集。
        由于先生积稿太多，太多了写稿一定要快，于是先生字迹潦草，不易辨识。有时甚至以英文字母代替汉字，如以tt代替图腾（totem），其中还夹杂着草书、俗体、符号、简称……，先生生前，上过大学的儿子不在身边，正在上中学的女儿帮不上忙。所以先生瘁然离世，文稿无人整理，以至于《光明日报》发表先生遗作《从<天问>看夏初建国史》（1978年8月29日）时，把草书的“萬”字，当成了“步”字，排印出“步舞洋洋”这样的怪句，造成莫名其妙的影响。直到出版文集时，才将它改正过来。（摘自《铁塔文献学刊》，有删节）

 

        作者简介：郑慧生（1937--2014），河南省偃师县人,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郑慧生先生学识渊博，功力深厚，出版有《古代天文历法研究》、《甲骨卜辞研究》、《先秦史要籍介绍》、《校勘杂志》、《中国文字的发展》、《认星识历：古代天文历法初步》、《汉字结构解析》等著作多部，在《历史研究》等专业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