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好消息传来，我校校友、眼科泰斗张效房在央视发起的通过投票等方式"2015寻找最美医生”大型公益活动中被评为“最美医生”。


        从1945年他于国立河南大学医学院毕业算起，张效房在眼科医学这条历史长河中，已行走了整整 70 年，并终成眼科学界一代宗师——我国眼外伤和眼内异物摘出的奠基人和学术带头人。生于1920年的张效房，求学于“河南大学在潭头”的艰难抗战时期，受教于 “济济多士，风雨一堂”的诸位学术大家，磨砺于风雨如磐的动荡年代，收获于新中国的蓬勃发展时期。

求学：颠沛流离中扎下根基

        一个人在学问上能否有成，大多取决于他早年求学时奠定的根基。正所谓，“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

        张效房在他的自传中，曾多次饱含深情地提及自己的“嵩县求学”。

        1939年到1944年，是中国抗战最艰苦的时期，也是中国高教史上最悲壮的一页。

        随着日寇入侵，中国的大学纷纷迁徙。比如，北大、清华、南开迁往云南，组成“西南联大”。河南大学从开封迁往南阳镇平，后又迁至洛阳嵩县潭头(潭头今属栾川县)。

        河大在潭头流亡办学五年，又先后搬迁到南阳淅川、陕西宝鸡。数度迁徙中，河大师生饱经磨难，颠沛流离。但学校在艰难中坚持进取，薪火相传，弦歌不绝。


        1939年夏天，张效房“嵩县赶考”。他和同学搭货车，骑毛驴，过河，爬山，背着行李赶到嵩县参加考试。放榜时，他以全国统一招生考试第一名的成绩被国立河南大学医学院录取。

        河大西迁嵩县时，有文理农医4个学院。医学院及附属医院，留驻在嵩县县城。校本部和其他三个学院落脚在距县城50公里的潭头。

        嵩县5年，张效房半工半读，努力完成学业。每一个露水盈盈的清晨，他和同学们在宿舍门外的叠翠峰早读;每一个星光灿灿的夜晚，他们仍在柴油灯下苦学。于艰难竭蹶中，为自己找到一张暂时安静的书桌。

        河大由于早期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的历史，因此校园内多有留学欧美归来的教师，可谓大家云集。

        河大医学院更是当时北方最好的医学院，拥有一批一流教授，这在战时十分难得。如全国著名的解剖学家李赋京、微生物学家张效宗、眼科学家张季平、神经内科的张静吾、外科的闫仲彝、皮肤科的刘蔚同、病理科的鲁章甫、内科的朱德明等教授。他们大多留德归来，是德国著名大学的医学博士。

        张效房所在的班级有60人，最后出了一批出类拔萃的专家学者。比如，郑大一附院去年刚刚去世的96岁老教授魏太星，20世纪50年代即被选为全国劳模，是我省心血管的权威、心电图学鼻祖：常泰吉，曾任安徽省人民医院院长，小儿科权威;郑效文，骨科权威，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上海岳阳医院院长等。

        “一是有一批出身名校、师从名家、学识渊博、讲课认真的教授；二是有一群受国家耻、民族恨激励，发愤读书的同学；三是学校和医院各种教学硬件完整齐全；四是小县城中幽静、不被干扰的学习环境。”张效房分析道。

        这一切，正如张清平在《河南大学的青青子衿》一书中描述的一样——

        “‘济济多士，风雨一堂’。一个优秀的学术群体，必定会发散出相互作用的学术精神。如同群星璀璨投射出辉光，映照在寥廓的夜空。”

攀登：学术医术 进无止境

        张效房堪称河南眼科医学发展史上的“活化石”。在了解他的年轻人心中，其形象却是一枚“萌萌哒”新青年。


        青少年时，他是著名爱国音乐家冼星海“黄河歌咏队”队员，学校话剧社社长，篮球队队长；年轻时，他剑眉星眸的帅照，分分钟“秒杀”今天的“都教授”；95岁高龄了，他不仅会上网，还有自己的QQ、微信、飞信，同时还在用纯熟的英文查房、为研究生批改英文病例、修改来自全国各地的眼科论文……

        张效房的办公室里，放着一张他和克林顿的合影，1980年拍于美国阿肯色州小石城州长办公室。这张照片，见证着张效房作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顶尖医生的成就。

        张效房的研究方向主要是眼内异物和白内障简化手术，此外还有沙眼、角膜移植、钩端螺旋体病眼并发症等。

        1945年他刚上班时，开封沙眼的发病率，成年人几乎是100%，是致盲首因。他和同事组成医疗队，得空就到乡下为老百姓看病。

        1955年，新中国工业生产蓬勃发展，但工人眼外伤非常普遍。张效房和同事开始系统地进行眼内异物的定位和摘出的研究。他所设计的薄骨定位法、垂直位校正法、方格定位法、电子计算机定位校正法等，被眼科学界称为“张效房法”。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邓小平做长篇报告。会上表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科技成果。眼科方面的全国只有两项——一是北京医学院汤非凡教授和同仁医院张晓楼教授联合完成的沙眼病原体的研究;另一项就是我们河南的“眼内异物定位和摘出”。

        “这被认为是我国眼科学对世界眼科学的两大贡献。”郑大一附院党委书记张水军说。

        1979年，年近花甲的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0年，张效房因为这些成就而被世界眼科基金会邀请赴美参加美国眼科学会年会。学术活动结束后，世界眼科基金会主席罗伊陪同他去参加克林顿的接见。

        1982年，他带着《三千例眼内异物摘出的体会》再赴美国，参加第24届国际眼科学术会议。他讲英文，还有四种语言同步翻译他的报告，引起轰动。张老刚走下讲台，就有两所大学现场邀请他去做学术报告。当地报纸还以《来自中国的经验》为题进行报道。之后，他在8所美国大学、2所日本大学做了学术报告。

        在很多人看来，张效房已经达到事业巅峰，但他向上攀登的步伐却并未停止。

        在发现白内障成为致盲首因后，已经古稀之年的张效房，经过反复试验，引进和改进了“小切口非超声乳化白内障摘除术”，并被“视觉第一中国行动”推广应用，造福数百万白内障病人。

        正是因为张效房等一大批医学人士这种近乎痴狂跟学问较真的劲头，才有了河南眼科医学的发展。

        “河南的眼科水平在全国来看，还是比较靠前的，眼科界都知道河南省眼科发展比较均衡，省、市、县三级都有不少的眼科医院或眼科研究所。”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杨培增教授说。

医德：大医精诚  光明使者

        张效房珍藏着一条挂毯，每次搬家，他总会精心地保留着它。因为这条挂毯见证了中原眼科医生与西藏眼科医生的情谊。挂毯上面绣着布达拉宫，还有“张效房”这个名字。

        怎么回事?原来，2007年，为支持“西藏白内障无障碍区”建设，中国残联委托郑大一附院举办进修班，培训了5名西藏眼科医师。

        进修班结业典礼上，5位医师托人用特快专递寄到郑州的这条挂毯，让张效房深深感动。

        从1972年至今，除因年龄原因没去过西藏外，张效房在全国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00多座城市办过学习班，做过200多场次学术报告或学术表演，跟随多支医疗队送医上门。

        对于现在的年轻医生，张效房寄予了很高期望，“大部分医护人员还是很积极上进、一心为患者的，当然也有个别医生败坏医生的名誉，比如拿红包拿回扣等。”

        谈及红包现象，张效房显得有点激动，“我坚持一辈子不收红包，更不会拿回扣，一是不会，二是不忍，三是不能。如果让红包遮住了眼睛，心灵之窗有了灰尘，还能把手术做好吗?还能把科研搞上去吗?笑话!”

        在张效房看来，这个世上就没有退不回去的红包，“穿上白大褂，就要让白衣裹着红心，绝不能让白衣裹着黑心。如果让红包装进了白大褂，就玷污了这身神圣的白大褂!”

        这些年，张效房担任了诸多社会职务，但他每次都事先声明，不接受任何馈赠。出外会诊、手术演示，他也从来不要患者或医院的报酬。

        不仅不拿报酬，早在十几年前，张效房还开始主动从家中往外拿钱。

        1998年3月30日，因为眼内异物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张效房被评选为“河南省科技功臣”，拿到了政府奖励的5万元。他不仅全部捐了出来，同时又拿出自己多年省吃俭用积蓄的15万元，其中5万元作为捐款，10万元购买医疗器械，无偿提供给基层医院开展手术。

        这一义举，让诸多同行深受感染，纷纷捐款，建立了“张效房医学学术基金”。2008年，张效房又捐出自己的积蓄100万元，使基金达到了130多万元。

        捐的钱从哪里来的呢?“一个是我吃穿很节俭，花钱很少;二来，1991年时，经学校领导同意，我们曾经与一家美国公司合作，在郑州建立中美合资人工晶状体研究生产公司，后来我退出，公司退给了我一部分‘股金’。”张效房说，目前“张效房医学学术基金”资助的主要范围，一个是国外留学，到国外学习;一个是进行眼科医学学术研究。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教授，国际著名眼外伤和眼内异物专家、医学教育家。1945年毕业于国立河南大学医学院，1950年任该院眼科教研室主任、附属医院眼科主任。

        1980年，创建河南省眼科外伤研究所，先后任所长、名誉所长；1988年创建河南省眼科医院，任名誉院长；1983年至今担任世界眼科基金会理事、中国分会会长等。

        1978年，获全国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1991年，被国务院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专家。1997年，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1998年，获河南省政府科技功臣荣誉称号。随后，获中华医学会眼科学会颁发的突出贡献奖等二十几项荣誉。2016年，获得全国“最美医生”称号。

                                   （转自《大河报》，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