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父亲浩瀚的遗存资料”，此谓不确，说“繁多”尚可，可面对父亲大量的日记、论文、手稿、讲义……当东莞市政协文化文史和民族宗教委员会李炳球主任，电话让我为父亲写篇文章放到《李式金文集》里面时，脑中跳出的却是“浩瀚”这个词，且竟至瞬间产生无力表达的眩晕感。
一个白茬木大箱子，父亲的，体积庞大，我幼时印象颇深。箱体被两道铁皮条箍着，早已泛黄了的白茬木箱面上用毛笔写着“东北大学”“西北大学”等字样，是父亲辗转几所大学教书邮寄书籍遗留的痕迹。母亲曾说，父亲在台湾大学教书时，几乎所有的工资都用来购书。父亲去世后，跟随父亲一生的几大书架专业书籍怎么处置，成了母亲的一个心病。父亲尚在厦门大学教书时，曾是“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上海分会理事长的许逸超教授，已先行来河南大学，许伯伯后被划为右派很早病逝，家人将其书籍统当废品处理掉，成为父亲很深的一个隐痛。在我年幼的记忆里，不止一次听父亲对母亲唠叨，如他去世，这些书籍是不许卖掉的。
患癌晚期，父亲在北京医院接受手术，想着有可能下不来手术台，曾于病榻上写过一份遗书，其中一条就是对这些书籍如何处理的交代。遗书道：“余无积蓄，仅留下一些书籍，然一生遭逢动乱和坎坷不平，所余之书亦仅四分之一，如找得地学较好之人，可赠予之。” 母亲对父亲的书籍，始终如约去做，出于对父亲的深爱，她对父亲所有书籍，连极薄极小的册子，也不放过，统统加盖了父亲的印章，并一一登记在册。只是后来哥哥怕日后父亲的书籍成废品会对父亲不尊重，又执意将书籍里父亲的印章，用小刀从一本本书页上裁掉了。
母亲也故去后，思之再三，对父亲的专业书籍，我们兄妹决定捐出去。因儿女们都非地学业内人，并不识得“地学较好之人”，故思量后，将父亲的专业书籍全部捐赠于河南省地理研究所，想这里对地学该有更深入的研究。其时的河南省地理研究所所长、后来的河南社会科学院院长张占仓，曾是父亲的学生，副所长冯德显后为河南省地理研究所所长，虽年轻也是河南大学地理系出来的，他们对故去的父亲十分尊重。捐书仪式郑重而感人。我至今仍非常感谢地理研究所的领导和职工们，记得资料室一个较年长女老师，还有随车到家里拉书的一个年轻女研究员，特意对我交代，他们会很好地保存这些书籍的。其时，张占仓所长曾认真地对我和二哥说：“我们可以为你父亲出书。”想着父亲堆积如山我又无力整理的东西，却没有回应。
2015年我在黄河迎宾馆开省政协会，恰与河南大学地理系现任主任即环境与规划学院院长秦耀辰（后知其为1982年毕业于河大地理系，应也是父亲学生）一起用餐，说到父亲过往的历史，秦院长说：“可为你父亲单设一个展室。”其时我正负责一个杂志社的工作，诸事繁多，又没有回应。今年退休，我给自己定的准则：彻底退出文坛江湖。想好好休息两年。我的计划是，开始做人生的减法，先把我自己的东西整理后减去，再整理父亲和家族的东西，之后慢慢减去。但一下却进入整理父亲东西的紧张状态。
先是父亲曾就读的清华大学，因一本书《12·9运动人物志》约稿，我要了解父亲曾经的经历，当有暇来做这件事时，已到了书稿结束的尾声，我只按其中之一要求在人物索引出处的地方，加进我曾写的《追忆12·9运动中的父亲》的文章题名权作了出处用；另一件事，清华大学地学系成立90周年要开庆祝大会，希望当年的清华学子后人捐赠和清华有关的东西，因此与清华档案馆李运峰主任联系上，李运峰主任专程来郑州，取走捐赠给清华的父亲在清华时的一些照片及当年12·9运动照，刊发有父亲论文的清华《地学集刊》，父亲读清华时的讲义，还有父亲患病期间，当年在清华同为学生会干事的姚依林给父亲的一封回信。
一九三五年在清华读书时的李式金
面对突然从柜子里移出来，堆满书桌的父亲的日记、论文、手稿等等，我意识到该要郑重处置，这时想到了曾经对出书和设展室的两个没有回应（且不久前才发现父亲还确有两部完整的可能还待修订的书稿），虽续前缘不是没有可能，但毕竟已事过境迁。恰此时东莞市政协的李主任，通过东莞音协与在深圳大学艺术系任教授的二哥广达联系上我，谈到东莞市政协编辑出版“东莞学人文丛”事宜，其中将他们已搜集的父亲文章并编辑好初稿的《李式金文集》也列入了其中。李主任发来了文丛总序，《李式金文集》的样稿图片，及之前已出版的部分文丛书籍图片。
看到东莞市政协的此举，我着实感佩。因自己曾为河南的省政协委员和常委，曾期期收读《河南文史资料》，知道政协有编“三亲”（亲历、亲见、亲闻）史料的工作。但像东莞以市政协之力，延伸“三亲”工作出版精装漂亮的系列文丛书籍，实不多见。当看到李主任发来的父亲文集目录，五十多篇文、六十多万字，文集中呈现的父亲文章的许多篇目，既为我们兄妹闻所未闻，在父亲自己所列的文章篇目中不少也未见有。诚如父亲遗嘱所言，一生遭逢动乱和坎坷不平，所余东西已不多……尤其，在后来得知，东莞市政协像大海捞针一样，在甘肃大学、西北大学、上海图书馆等等地方，将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的，已泛黄的期刊、报纸，刊有父亲文章的页面，一张张影印再编排出来，唯有深深的敬意，又怎一个谢字了得！
历史烟云中的父亲，就这样一步步向我走来。余存的父亲所有的东西，都被我搬出来，一一查看。那八十多年间的真实尘埃，也随着薄脆易碎的纸页翻动呛喉扑鼻，难以坐览，便站立翻阅。
因遵李主任嘱，要将目录中的标为红色字即尚缺的两篇文章，在父亲余存的东西中再查找一下。网上得知李炳球主任为东莞文史专家，后又知是学历史专业的，精益求精以专业精神编书，家人深为感动。因是查找遗缺，仔细翻阅，不觉为父亲的文章吸引。当年父亲到甘青康滇进行科学考察，在发表专业的地学文章之外，也记述了考察过程，如《青海南部旅行记》。现今从西宁到玉树驱车大约十多个小时的路程，当年乘骑需要一个多月时间。路途漫长坎坷，山地陡峭，马陷沼泽，饥饿寒冷雨雪交加，“食人”部落及土匪追踪，惊恐疲惫慌张拔帐篷……家里的旧相册中，一直存有一张极珍贵的照片，即当年父亲考察时，头戴瓜皮帽，身着皮猎服，脚蹬长筒靴的潇洒照。翻读此文，对当年父亲的考察才有了真切感知，也才知当年科学考察何其艰难。
也因此，我才第一次细查到父亲的一本厚厚的《青康旅行记录》手稿，其不只是普通的文字记录，还有科学考察的要求，地理形态、气候、种族、作物、药材、币别等等，每页做各种数据及图示，相当惊异地发现，下面竟还有当日日志。这可是从未公开的近八十年前的考察青康的一日日亲历过程。如民国二十九年六月四日：“雪颇大，马鞍上积雪盈寸，以手去雪，甚冷！因要赶路，故只得冒雪而行……”六日：“昨晚下雨雪，今早收拾帐幕时，重有百斤……”十一日：“一路西风仍甚冷，一路地甚沮洳，马陷泥泞中者屡矣，此面山上土壤微红，或为……或为红砂岩之崩解，不敢断定。时约十一时左右，见河谷两侧山上，均有人数十，似候吾人者，吾人大惊，以为强人来劫矣。用望远镜望良久，亦看不出究竟，但此时不能后退，只好决定前进……”十四日：“西南行，行二十里，尽是沼泽沮洳地，路上甚为难走，将抵最高山口，雪下纷纷。记得每到高山口，无不下雨雪……在这时候，又冷又饿，风雪打面，路泞难行……山口名查拉山口——为巴颜格拉山脉之一山口……”十五日：“早6：55分出发，寒暑表……计压……西北风吹得右臂很冷，加上毛袄雨水，也不觉暖……将到目的地，又甚沮洳，马落泥坑，险些把我翻倒。今日岩石与昨日差不多相同，多为砂岩，绿黑色……明日或可抵竹节寺，首先寺院或可得些粮食，及消息。后天到称多，乃可见人家。”
青康考察旅行日志
也是为出版《李式金文集》，我看到了李主任转来的从《河南当代人物辞典》《甘肃人物辞典》《河南大学百年人物志》查得的父亲资料，才知道当年父亲多次科考的大致情形：1938年与时任甘肃科学教育馆科学组组长的李安宅等到甘肃临夏办寒假讲习会；1939年，应拉卜楞司令黄正清之邀，赴拉卜楞调查以撰写拉卜楞地理志，其间与李安宅先生一道，到甘南草原跑了一个多月，又从拉卜楞到兰州，在兰州搜集了不少资料；此后，又纵贯青康，到甘青康滇诸省藏区考察。多次到甘肃拉卜楞进行地理考察和民族学调查，搜集了大量的边疆民族风俗材料，撰写了大量有价值的科考论文和文章。
甘青康滇科考期间
02
2010年，二哥的顺风顺水考取北京重点大学又修了双学位的儿子，在网上搜寻资料时，竟搜出他爷爷李式金的资料：一个人文地理学家，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骑乘考察甘青康滇。由此，我们做儿女的也才首次知道，父亲当年科考还刊发有大量考察论文产生影响。我因之开博，以志纪念。
不想，网络世界浩瀚广博，一位西北大学教师姚远（刚查得是《西北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博导，主攻科学传播与科学教育史）看到我的博文，欣喜备至，不但将我写的有关父亲的博文转载，还在博客留言：“您是李式金先生的后裔吗？”他请我与西北大学联系，提供父亲更多的资料。
虽知父亲当年29岁即被西北大学聘为副教授、32岁被台湾大学聘为教授，其他的我却知之甚少，更又忙于杂务，未即时回应（虽未回应却心存感念）。
随着整理父亲遗存旧物的细致沉入，一个鲜活生动的父亲越来越贴近地向我走来。父亲遗存的每一张纸片都成了宝物。而之前，不断有各种偶然因素，将父亲一次次从历史的烟尘中打捞出来，也使我强烈意识到：曾经的存在，终不会湮没！惜乎，时间又各种错位，当今年清华大学、东莞市政协诸事需要父亲的资料，却刚刚在去年10月，二哥搬家时处理掉了父亲存物的大半，那曾是二哥一趟趟从开封父母的家中辛苦背来的，只是都堆放在地下室，我们从未顾及打开过。现在我想，如果有一只父亲当年考察用的破旧手提皮箱（已弃掉）、一个考察用的旧德国相机（仍在）、大量泛黄的文论手稿（已弃掉部分）、大量的学术卡片（已弃掉）、多种讲义（已弃掉部分）、父亲考察的旧照、沿途拍摄图片……列入一个小展室，呈现当年一个地理学者的风貌，也未尝没有意义吧？
现在，我保存的父亲的东西，以及在二哥搬家时匆忙挑拣出的父亲的部分东西，片片纸片都变得珍贵起来！
对父亲，母亲曾予之十几种昵称，我幼时曾用粤语像唱歌一样地把全部昵称串联一起吟唱着叫爸爸：“神仙儿”“长命鬼”“书虫”“风水先生”……虽惜父亲并不算很长寿，却够“神仙”。其实，这也明证着忠厚的父亲，心胸宽阔，一生乐观。
1983年父亲患癌在北京医院手术，我和母亲住在了父亲的清华同学也是好友陈孔步伯伯家。陈伯伯给我看了当年他们在清华毕业时的同学留言册，竟看到父亲给陈伯伯的题字：“永远乐观！”此前，我对这四个字尚无什么感觉，如今回想父亲的一生，“神仙”和“乐观”，还真可洞见贯穿父亲一生的性情。
1969年，在政治大背景下，父母在灵宝深山被“斗、批、改”。一日批斗罢父亲回来，走至一悬崖边，批斗人员说：你不服气，可以跳下去！父亲后来在家的餐桌旁对母亲和我们兄妹说：我为什么要跳下去，我自信自己是没有事情的。也是在这当儿，父亲说自己是爱国的，学生时参加过“12·9运动”……一番忧国忧民之叹。
1995年，父亲病逝多年后，我曾写一篇纪念父亲的文章《热带雨林》，因此文是唯一描述父亲形象和他生前生活的，母亲如与亲人相遇，看了无数遍，读之如餐。文中写父亲把家院弄成了热带雨林景致，常开心地在自谓的“曲径通幽”处，伏在凳子上翻译一些地学专著和资料。“文革”初期，扫荡一切，家院周遭的长竹篱被全部拔除，家院形如大马路任人经过。父亲夏日光着膀子着一泳裤冲凉，路经的本地人笑曰：“南蛮子又洗澡了！”父亲自得其乐。
冬日冷水浴，夏天游泳。父亲曾几次横渡开封的杨家湖。父亲的另一张潇洒照片，就是在厦门大学海边，着一泳裤背手叉腿站立的英姿勃发照。父亲还乐于参加校竞走比赛，并取得名次。
1983年，父亲在北京医院手术前所写的遗嘱中，首先提到的还是校系建设，希望学校方面要有战略思想，充实图书馆、实验室及外文书籍，重视国内外情报工作；希望系方面重视研究生的培养，研究室（如大洋洲研究室）要继续办下去，要有长久的野外实验室和教育实习基地……母亲看了喟叹，都这个时候了，还想这些。其实，不说父亲胸怀大局，在不讲个人主义的时代，心中无个人的事，也属常情。
许多年间，也因此，父亲极少说自己，极少说关于个人的一切。家族史无心触碰，科研的事是“白专”，无数的“运动”过关尚不易，更无暇谈自己。1983年夏季，父亲术后在家调理的一个日子，我从郑返汴，晚间陪父亲在河南大学院内缓步慢走。因我学中文，但毕业分配到省统计局工作，在综合处参与写全省的经济概况。父亲希望我专业对口，问我工作如何。我答：以出世的思想，做入世的努力吧。父亲瞬时驻足，脸现喜悦。夏日的月夜下，我见到了父亲脸上的光芒。“想不到我的阿青（我小名）还这么有思想。”——可叹，此乃我平生首次与父亲认真交流。父女间，从不曾深知！
清华大学毕业时，父亲面临几种选择。比如，到武汉弃笔从戎（这是父亲去世三十多年后的2015年，我应清华校友会前辈之约写关于父亲参加“12·9运动”的事情时，翻查父亲资料偶然从父亲自传中看到的）。其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介绍父亲到甘肃科学教育馆工作，其弟弟梅贻宝时任馆长。至此，父亲一生与地学有了更深的不解之缘。
新中国成立初期，父亲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同在清华学生会的蒋南翔介绍父亲去南京大学教书。同时，前面提到的许逸超教授力邀父亲来河南大学共事。新中国成立初期大学仍是聘用制，人员来去自如，因河南大学的地理系是重建，父亲期待可实践建系的一些想法，故选择来河南大学，当时工资尚由厦门大学开。
1953年至1956年，父亲为河南大学代系主任，负责建系的全面工作，包括师资、教材、图书、仪器设备与管理制度等等。文艺理论家鲁枢元教授在几年前要撰写《我与河大六十年》一书知道了一点父亲的历史，说到某次见到曾为河南大学校长的李润田先生，一说到父亲，九十多岁的李润田先生即说我来河南大学是李先生（指父亲）介绍来的。原来父亲当年曾在东北大学教书，重建河南大学地理系时便将东北大学毕业生李润田介绍来系里充实师资力量。
1953年，来河南大学的次年，摄于铁塔公园（与夫人和长子）
改革开放初期，父亲极度忙碌：审阅上海复旦的《中国历史地理》教材稿、北大的《世界地理》教材稿、黄委会《黄河简史》、本校的《世界自然地理》教材稿、本系多种论文等等；癌症发病前的一年间，除去多个本省、本校系的会议及专题讲授海陆起源与板状构造课程，已近70岁的老人持续高血压，又有白内障。1982年3月到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气象局、商务印书馆，谈地理系研究生及留美方向诸事宜；4月到厦门参加闽台经济发展问题学术研讨会；5月到福州师大、杭州浙江大学办诸事宜；8月到新疆乌鲁木齐参加世界自然地理教材会；1983年1月，到上海参加中国人类学会议。去之前，他已觉身体不适，但因又一封电报催促，仍勉力参会，回来即出现症状。后我看到一些文章，谈到一些如父亲这样年近古稀的老人，改革开放后即兴奋投入事业，不少人很快身体不支患病。
1982年在乌鲁木齐参加全国世界自然地理教材会，摄于北沙窝
1983年12月，离父亲病逝仅两个月时间。他在12月2日的日记中写：“想这个月内，写完台湾人口自然条件，不知能否写完，计划每天要写500字。从今天做起。”这是当年9月父亲应《全国人口丛书》各省分册之台湾分册编委会之约撰写“台湾人口活动的自然环境”部分。之后，同月17日日记中写：“从黄河悬河谈黄土高原的治理，这是我很早要写的一个题目，写了一部分停下来……”
1984年春节，是父亲此生度过的最后一个节日。一拨拨校系领导及同事友人到家里探望父亲。父亲精神稍好（也许是回光返照）又要购书，作为日后的科研、教学用。同时，家里收到一些问候明信片，他又写了不少明信片，也不觉得是最后的告别，仍然乐观着。明信片飞往全国多地的朋友处，飞往日本和大洋彼岸。
2月11日，春节刚过，父亲半夜病情突变，故去。此后，一张张回复的明信片飞来，一捆捆父亲邮购的书籍寄来。斯人已去。
故去多年后，父亲曾经的地理学成果渐渐浮现出来，父亲曾历的人生之路也慢慢变得清晰起来。我跟哥哥说，母亲和我们兄妹也算善待了父亲的存物，父亲九泉有知也会欣慰吧。
永执乐观精神的爹、老爸、父亲，亲爱的爸爸，我们永远爱您。
与家人合影
李式金简介
李式金(1914〜1984)，广东东莞人。著名人文地理学家、民族地理学家，现代藏学的开拓者之一。河南大学地理系教授，曾任河南大学地理系代系主任、副系主任。
1914年李式金出生于东莞莞城县后坊。中学就读于广州广雅中学，并于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地理系。时逢日军侵华，身在清华大学的李式金，本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积极带头参与1935年在北京爆发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作为学生会干事、两广同乡会的会长、地理研究会和求知学会的负责人，李式金在投身救亡运动的同时，不忘在地理这门学科上努力学习。毕业之际，李式金本着对地理学的浓厚兴趣以及执着较真的治学态度，为撰写毕业论文“步行七省”，完成了从北京到青海省的徒步考察。1938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在时任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介绍下，前往甘肃科学教育馆工作。
1939年应拉卜楞（今夏河县境内）保安司令黄正清之邀赴拉卜楞地区调研，撰写拉卜楞地理志。在此期间，李式金与甘肃科学教育馆科学组组长李安宅一道，遍访拉卜楞、甘南草原以及兰州等地，收集不少当地的资料，并写下诸多学术论文与见闻。1940年，西北大学聘任李式金为地理系副教授，在此期间李式金多次前往甘青康滇四省考察。基于对西北、西南等地的实地考察，李式金教授对西藏、青海、川康喇嘛教进行了深入研究，发表了大量的学术成果，包括《青海湖区之初步探讨》《云南阿墩子——一个汉藏贸易要地》等在内的十余篇研究论文，以及《澜怒之间》《兰拉风光》《玉树民风》《塔尔寺游记》等多篇考察见闻。其中，关于藏区的考察为藏学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李式金先生称得上是现代藏学的开拓者之一。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史家、教育家张岂之评价说，“民族学方面，李式金教授对西藏、青海、川康喇嘛教的研究，在学术上都有着开拓之功”。
1946年离开西北大学后，李式金在台湾大学担任地理学教授，当时其几乎所有的工资都用来购书，其间调研台湾的地理气候，写下了《台湾之气候》《台湾地理及其建设展望》等研究论文。李式金在回到大陆后，任教于厦门大学。1947年10月，中国地理教育研究会成立，东南分会由李式金主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李式金曾在蒋南翔（清华大学校长）的介绍下前往南京大学教书。1950年代初，正值河南大学地理系重建之际，应许逸超教授（地理学家）之邀前往河南大学，期待在河南大学能够实践建地理系的一些想法。在1953年至1956年，李式金担任河南大学地理系代系主任，全面负责建系的相关工作，包括师资、教材、图书、仪器设备与管理制度等。后来担任河南大学校长的李润田先生，也是因李式金的介绍，1953年从东北大学毕业后来到河南大学地理系来充实师资。可以说，李式金为河南大学的地理系学科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1956年起，李式金任河南大学地理系教授，此后，一直担任河南大学地理系副主任一职，60年代评为高教3级教授，1978年任硕士研究生导师。
改革开放初期，李式金极度忙碌。审阅上海复旦的《中国历史地理》教材稿、北大的《世界地理》教材稿、黄委会《黄河简史》、本校的《世界自然地理》教材稿、本系多种论文等等。除去多个本省、本校系的会议及专题讲授海陆起源与板状构造课程，年近70岁的李式金顶着癌症、高血压、白内障等诸多疾病，依旧坚守在教学和研究的岗位上。
1984年2月11日夜，病逝于开封。
作者简介
李静宜，1982年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在河南省文联《莽原》杂志社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