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我出生在西藏山南措美县一个农奴家庭，大概八九岁时上了本村的小学。当时学校只有藏文和数学两门课，最早的藏文老师叫德庆明久，后来换成本村的格桑多杰；数学老师叫杨白，是山南乃东县的。入学不久，我们就搬进了新校舍，我也加入了少先队。那时，边学习边参加人民公社毛泽东宣传队，经常参加唱歌跳舞等宣传活动，还时不时到牧场巡回演出，那一段日子过得特别快乐。“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大概上了三年多，家里条件艰苦，父母就让我跟着他们去放牧了。在家放牧两年多，公社要招赤脚医生，一位叫晋巴班亘的领导到我家征求我母亲意见，当母亲得知无须离开本地后便同意了。这样，14岁的我便成了一名赤脚医生。这可以说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
1969年2月份，在措美县医院培训七天，学习了最基础、最基本的常见病症状、体征、用药，结业时发了三种药，ST（苏打）、甘草片、胃舒平，用布袋装了回家，没有药箱，也没有检查的器具。
接着就要过藏历新年，按惯例，过年要到村子里巡回治疗。我只有三种药，跟着老赤脚医生一起去，他负责看病、开方，我只能分药、包药。我积极向老医生学习，首先请教药名，再了解药物的作用、副作用、服用方法，边实践边学习，用这种最原始的方法去积累行医知识。当时我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根本不会汉文汉语，对于深入学习医学知识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当时我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认识更多药品的功能、用法，早点能够独立看病。为此，我在学习上付出了很多努力，又在实践中积累和丰富看病、诊疗经验。随时间的推移，加之本人想学，爱看病人，到1971年我已经能够独立行医。
由于组织关心，我曾多次参加全县赤脚医生培训班，还参加过全地区新医疗法培训班，主要是推广中医针灸，我收获特别大，学会了中医针灸，在当时缺医，特别是缺药的形势下，我又多了一门治病救人的手艺。在此期间，我加入了共青团，参加过公社治保人员的活动。
1973年12月份，我带着牧区民工，翻修从哲古区到扎扎公社的公路，河南医疗队骑马到哲古区各人民公社调研，他们从扎扎路过我们工地时，有一个老师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西洛，当时他特别高兴，乡下有人能听懂汉语；后来翻译人员讲了我的情况，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想继续学习，提高业务，他们听到后特别高兴。
1974年3月份，河南医疗班在措美县举办全县赤脚医生提高班，共有赤脚医生十八人，河南医疗队老师叫我当班长。我记得，河南医疗队在山南组织预防培训班、检验培训班，还从县中学抽学生举办医疗培训班等方式着力解决医疗人员不足问题，各培训班学员加起来有一百多人，比措美县全县干部人数还要多。
全县赤脚医生提高班，历时4个多月，培训结束后，其他同学都各自回本公社了，我和两个赤脚医生暂留在县医院，继续临床学习。一个学妇产科，一个学麻醉，我学外科。1974年5月份的一天，我的外科老师，在外科门诊给我做了体检；中午回去吃饭时碰到曲尼措姆老师，我问她上午吴老师为什么给我检查身体，她说我参加工作了，可以拿工资，是河南医疗队的韩队长向县委书记（格列旺久）要了一个指标。从74年6月起，我开始领工资，原来当赤脚医生时每月九元钱，变成每月三十元，同时领就餐折子、布票、粮票、糖票，享受干部待遇，由此改变了我的人生。至此，我从赤脚医生变为卫生员，从村卫生所到县医院工作，由此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这是我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
到县医院工作后，首要任务是过与河南医疗队老师沟通的语言关。三个多月时间在一个办公室上班，刚开始我是听不懂、也不会说汉语，只能连比带划地坚持与医疗队老师沟通。之后，我坚持看汉文业务书，一个字一个字向老师请教，在汉文下面标注藏文。就这样一天一天坚持学习，经过三个多月的勤说、勤学，比较简单的医疗术语就可以理解，甚至还可以当翻译。
县里每周四下午组织学习政治，主要是念报纸。有一次组织政治学习时，我的外科老师吴广信问“你的名字西洛是什么意思？”由于我汉语表达能力不好，说不出来，66年参加工作的搞放射的阿旺医生说：“吴老师，就是起死回生的意思。”吴老师说那不中，不中，“西洛”两个字不中，要改成“喜乐”才好，于是讲了“喜乐”的意思，叫我从明天开始写这两个字。从此，我的名字从“西洛”改成了“喜乐”。因为笔划太多，抄写多次还是写好，为此我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天天练习这两个字。
我在措美县当卫生员的主要工作，一是跟随河南医疗老师出诊及翻译；二是学习汉语的表达与书写；三是学习手术实践性技术和外科常规操作。经过努力，我的汉语水平有了明显进步，到1975年的时候，汉语基本能听懂，能交流。在县医院近两年时间里我积极主动，工作热情，勤奋好学，赢得了医疗队老师们的认可，河南医疗队开始考虑带我到开封进修、学习、深造，要把我培养成一个合格的外科医生。正好河南医疗队总队与地区卫生局在河南开办了一个班，县里医疗队老师们考虑把我安排到这个班里。医疗队韩树林队长到哲古下乡时，把派我去河南省学习进修的消息告诉了我母亲，我母亲就三天两头带话叫我回去。75年藏历年新年，我放假回老家，母亲一再说：“你不能离开措美县去内地学习，你一走我担心再也见不到你了，你是我们家最小的孩子。”我骗她说，我去进修或正规上学的事还没有最终确定。
4月份，组织正式确定让我参加开封地区卫校西藏山南班的学习，约60人，学习时间为四年，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老师们也特别高兴。措美县安排了四个人，其中我和另外一个人是带工资去。5月初就要出发，我专程请假回家做我母亲的工作，骗她说我仅去内地学习一年，我说当医生不学习看不好病，我会尽快回来。5月3号出发，县里派专车，由河南医疗队队长亲自送我们到地区， 5月5号从地区坐客车到柳园，从柳园坐火车到河南开封，5月12号左右到开封火车站。学校敲锣打鼓迎接西藏新生的到来，还有横幅、标语，藏族学生进开封地区卫校受到最热烈最隆重的欢迎。校方安排工作人员与学生一对一对接，统一安排去洗澡，统一安排去理发，统一安排办学生证，我深深体会到藏汉一家亲的感觉，没有想到内地这么舒服，同学们给家里写信，都说我们这边一切都好。到开封地区卫校进行四年系统学习，应该说是我人生的第三个转折点。
我们西藏班共59人，其中在职干部（带工资的）8个人，有一位还是59年参加工作的大姐，工龄都十五六年了；我们班年龄最大的有四十出头，最小的才十六七，年龄层次，学历层次，文化层次都参差不齐，相差较大。我们班是医士八班。第一年文化补习，第二年开始转入专业学习。当年8月份，在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学习的100名藏族同学也被送到开封地区卫校，他们在北京学了两年汉文，年龄普遍比我们大，平均文化程度高。
经过一年的文化补习，对连小学都没毕业的我们来说收获特别大，为学习专业知识打下较好的语言、数学基础；我已经能够用汉语进行基本交流，进步确实不小，终身受益。在校时，我担任团支部副书记，基本上班里的大事、小事都要去协调办理。当时，男生一个月定量是四十斤，可到冬季，经常不够吃，我就找管理员，替同学们预借。我自己带工资定量三十斤，其余的用自己工资去补。76年时任山南地委的吴锋会书记到山东休假，专程到开封看望我们，问我们有什么要求，同学们都要我提，我就说，一是学校对我们特别好，但工宣队来了以后给我们西藏三个班制造矛盾，说我们不积极参加批林、批孔、翻案风等整治活动；二是学校没有交通工具，同学们下乡治疗不方便；三是我们班没有蚊帐。吴书记协调开封地委，问题都很快得到了解决。
当时，生活还是比较艰苦的，班里组织勤工俭学，捡报纸、玻璃等卖给收购站，存了一点钱，到过年时，换成酒票、肉票，由我带队拿酒票、肉票去购买东西，争取每宿舍一瓶酒，再买一些花生米等，分给每个宿舍。那个年代对少数民族特别关照，我穿着藏装，争取拿票多买几瓶酒。我们班长叫扎桑，是59年参加工作的大姐，班里的任何事都叫我去协调。我们班专心学习，很少参加政治活动，我们班的老师是原西藏开封医疗队队员，特别交代我们：“你们的任务是学习，河南情况复杂，不能参加游街政治活动。”
在开封的四年学习，也是困难重重，由于环境的变化，饮食的改变，原来以吃肉为主，到内地肉食明显少，身体抵抗力明显下降。宿舍的同学患肺结核，传染了我，我又患了心肌炎，在学校附属医院住了近半年多，心脏比较大，医生都感到惊讶。学校领导也特别重视，让我转院到郑州，我坚持不去，怕耽误了学习，就在学校医院医治。中午、晚上同学们来看我，今天讲什么课，讲到哪里我都知道，还可以抄他们的笔记，对我的学习影响不大。后来学校决定，邀请开封市有关专家组织会诊，住院部的周老师给我讲：“你的病情比较严重”，我心里压力特别大。经过半年多的治疗，在医疗队老师的关心下，我的病渐渐好转，77年年底出院，只是不能参加学校的体力活动。
78年2月份，学校安排学生到医院见习三个月，我直接去开封市第一人民医院找我在山南时的援藏医疗队老师。那时河南医疗队老师都在重要岗位，医院同意我们措美县四人到市医院见习。见习期间，我什么活都干，医生，护士，保洁，跑腿都干，几个月的见习经历确实让我受益匪浅。见习结束后，回学校又上了两周课，考完试，学校就安排毕业前实习。这次实习要一年时间，我们又去了市医院，其他同学去了其他地市、县医院实习，比如洛阳、中牟县等。实习开始时，我们轮流到各科室，大约半年多时间，医疗队老师安排我转入大外科（不含骨科），指定专门的带教老师。之前援藏去我们县的两位老师（吴，谢），因专业和全面外科手术技术水平有限，医院又特地给我专门安排一位河医大毕业的孟先章老师带教。孟老师一直搞普外，人际关系又好，对我特别严，也能够因材施教。有两三个月，我差点都坚持不下去了，后来我积极调整状态，全力以赴，老师逐渐放手让我干，普外十三张床，基本上由我来负责。有时候，当我们手术晚了，老师就带我到他家去吃饭。慢慢地，孟老师让我独立负责手术，原援藏医疗队吴、谢老师有腹外手术也安排我做，其他科里老师有手术我也经常帮忙，有时候一天之内我要做五六台手术。我住在学校，走路上班可能30分钟左右，一年多来我基本上不回学校，长期在医院、在科里待，不值班时，就睡在手术室、工作人员进出的走廊里，冬天则到病区被服仓库里。在开封市人民医院实习近16个月，我参与大小手术约二千多台次，亲自主刀的手术约600多台次，参观手术约700多台次，基本能独立完成阑尾手术、疝气、肠梗阻、剖腹探查，还能带河医大实习生做手术。由于本人心肌炎仍没有痊愈，手术多了不能保障休息，仍特别不舒服；可为了多学习一些知识，多上几台手术，我从未给老师讲过，也从未过过周末、节假日等。当时体重仅有98斤，白天做手术，晚上写手术记录、病程记录，还写病历，特别忙。那年冬天，实习生都回学校去了，而我主动报名参加了从上海开往乌鲁木齐列车的撞车事故医疗救援队。这趟列车1978年12月在开封东部撞车，伤亡惨重，市医院承担救援任务。时任交通部部长万里亲临市医院进行慰问，到我们科室，与我握手，并对我进行了表扬。1979年4月实习结束了，回学校参加毕业前考试和各项总结，准备参加工作。5月12号正式离开学校，我们班支部书记范秀云老师坐火车，把我们送到柳园，由于山南地区卫生局没有安排人来接，就安排由我负责带队回山南。
路上吃住统一开支，有两辆客车。到山南后除带工资的学生之外，地区卫生局要对其余学生组织统一考试，等待分配。我于5月中旬直接回措美县。县里给我安排了住房，我就在县医院上班。我给院里主动申请要去下乡，到哲古区（我的老家，均海拔5400米以上），我现在有文化，有知识，希望能为老家的百姓们多解除病痛。大约待了半年多，家乡老百姓们特别信任我，看好病之后，他们都称赞我的发展、进步。后来县里通知让我回去，从此我就把重点放在外科手术上。当时在农村特别突出的病人是孕产妇，当地孕产妇死亡率较高，因为我自己在学校没有学过妇产科课目，所以妇产科手册成为随身携带的一个工具书，基本上是不离身的。那时晚上点蜡烛坚持看书、写笔记，极力想通过努力挽救生命、治疗疾病。81年藏历新年我回老家过年，放假十几天，可以说，白天看病，晚上都没有睡过安稳觉，几乎每天晚上被叫去出诊看病。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有两个孕妇，一个是藏历初三下午分娩，产后大出血，医生无法解决，叫我去。我一看胎盘滞留，血压特别低，处于休克状态，静脉推了50%葡萄糖，血压有点回升，我赶紧把胎盘剥离出来，但是因为粘的太深，无法取出，血压再次下来，再也没有回升，就这样眼睁睁地停止了心跳，去世了。另外一个是藏历初五凌晨三点多，又叫我出诊，说有一个孕妇大出血，又是区里医生在那里，我说为什么不早点叫我，家属说，怕影响你休息，区里医生会处理，结果大出血，我一看又是胎盘滞留，不幸身亡。那时特别缺药，缺经验，这些孕妇都是为了多生一个而发生了死亡，一个三十五岁的女性生了6胎，由于子宫无力，胎盘滞留的原因，胎儿出来，没有马上把胎盘剪下来，结果也是大出血而死。这些场景一幕幕印在我脑海中，我当时极力想要改变这种局面，为此我特别关注孕产妇接生、剖腹等问题。我们专门请地区妇产老师到县里做剖腹产手术，我仔细观察、反复琢磨，学习基本要点，此后，我们自己开展剖腹产手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