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访谈人：邓拓二女儿 邓小虹

访谈人：中国妇女报社 金勇

      问：邓拓先生是我国著名新闻家、历史学家、诗人、杂文作家，也是河南大学杰出校友，请问邓拓先生是哪一年到的河南大学？他为什么会到河南大学就读？

   答：父亲的一生中曾有三年是在河南大学度过的，具体时间是1934年至1937年。因为父亲过世得太早，没有给我们讲过这段经历，我们也是通过整理他的资料才知晓的。

父亲原名邓子健，出生于福建福州，他的家位于乌山脚下，近代抗英爱国将领林则徐的祠堂，在戊戌政变中被捕遇害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还有参加黄花岗起义而从容就义的林觉民的故居，都离家很近，父亲从小就以英雄辈出的故乡自豪。

1927年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正在读高中的父亲宁静的书斋生活被打破,用他自己当年的话来说,是从醉心词章、义理之学，转向了经世之学。他开始关心国内外大事，阅读徐光启的《农政全书》、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大量经世致用的书籍，同时也接触如《新青年》、《新潮》、《晨报副刊》等进步书刊，从中探求中国民主富强之路。

当时的上海，是革命文化活动的中心，1929年高中毕业后，父亲来到上海，考入光华大学的社会经济系读书。

父亲到上海时，正是革命形势急转直下极端艰难的时期，大革命的失败和反革命的高压，到处腥风血雨，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捕被杀。父亲就读光华大学后不久，就秘密加入了地下党领导的革命文化团体“社联”，并于1930年冬天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年，他刚刚十八岁。

入党后，父亲一面继续读书，一面投身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1932年12月，父亲在上海南市组织“广州暴动”五周年纪念活动时被捕，1933年秋，在苏州反省院被囚半年后，爷爷才打听到他的下落，后来是三伯父邓叔群（著名科学家，当时身为南京中央大学一级教授、中央研究院研究员）等人多方奔走，联系了蔡元培等知名人士，才被保释出狱回到福州。

出狱后，父亲与党组织暂时失去了联系。1933年11月，福州发生了著名的“闽变”，本来被蒋介石调到福州“剿共”的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等公开宣布和蒋介石决裂，成立抗日反蒋的人民革命政府。十九路军的正义行为让父亲感到欢欣鼓舞，他立即参加了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工作。1934年1月，“闽变”失败，父亲遭到通缉，被迫回到上海，过着避难的生活。

父亲有兄妹七人，他是老小，上面有三个哥哥、三个姐姐。他的大哥叫邓伯禹，当时在河南省政府任职，大伯母是当地著名的妇产科医生。这年秋天，大伯父从河南来信，让父亲到开封继续学习。于是他便来到了开封，插班进入了河南大学经济系。为了让父亲安心读书，大伯父专门从自己的住房中腾出一个小房间给他。也就是在这间简陋的小屋里，父亲孜孜不倦地开始了对历史学的研究。

    问：在河南大学这三年的经历对邓拓先生一生有什么影响？

    答：在这三年里，父亲充分利用了河南大学优秀的教学资源，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显著成绩。他写出了第一本历史学专著《中国救荒史》，还发表了《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曲折过程》等若干篇引人注目的学术论文，为他今后从事历史学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功底。

      问：邓拓先生于河南大学求学期间在学术上收获颇丰，您能简单介绍一下吗？

      答：父亲在河南大学学习期间曾经发表了一系列社会科学论文，针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各种错误思潮进行有力批判与回击。

上世纪三十年代，当时史学界一些被称为学术权威的反动文人鼓吹所谓“外铄论”，他们不仅否认1840年鸦片战争后，在外国列强的侵略下，中国人民蒙受的屈辱和苦难，反而讴歌外国的侵略，认为帝国主义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进步，有人甚至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力的作用，中国已从封建主义进入了资本主义。按照他们的逻辑，中国人民不仅不应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反而应该对它感恩戴德。

面对这种荒谬的论调，1935年，父亲以邓云特的笔名，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4卷1期上发表了《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曲折过程》一文批驳“外铄论”。他指出 ：“外因虽对社会发展起重大作用，但起决定作用的却是内因”，分析了“外铄论”者在理论上的错误，并通过深入剖析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过程，证明了崇洋媚外的“外铄论”只能将中国变成帝国主义的原料基地和商品市场，使中国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不会发展成资本主义社会。父亲在这篇文章里，还满怀信心地指出了中国革命今后的道路，他说：“我们现在还可以进一步相信，所谓新的产业革命，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而必然是社会主义的。因为旧中国的命运，已经昭示了资本主义的‘此路不通’。”

当时严灵峰等托派分子歪曲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断言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已经进入了“商业资本主义社会”。为了驳斥他们的错误论点，1935年至1936年间，父亲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2卷第3、4期发表了《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问题》《再论中国封建制度的“停滞”问题》两篇文章，就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同托派分子展开论战。他分析了大量的历史材料，对划分社会经济形态的基本标准和商业资本的作用进行了论述，鲜明地指出，中国“从西周到清代鸦片战争以前，在这一长时期中，都是封建制度的历史”，粉碎了严灵峰等人借否认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之名，进而否定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的妄想。

为批驳当时社会上关于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错误观点，1936年，父亲又在《新世纪》发表《论中国社会历史上的奴隶社会》一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了世界各国的奴隶制度，并与中国古代历史相对照，通过大量历史事实论证了马克思关于人类历史的五种生产方式，在全世界都是普遍存在的，有力驳斥了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论调。

父亲写的这些带有鲜明战斗性的论文，引起了当时学术界的震动，也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做出了重大贡献。因为史学界在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分期的论战，不仅是当时激烈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反对国民党文化围剿斗争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问：邓拓先生在河南大学求学时完成了历史专著《中国救荒史》，他为什么会写这本书呢？

 答：这本书是父亲在河南大学经济系毕业论文的基础上写成的。1937年，这本专著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时他才25岁，真是很了不起！他之所以能完成《中国救荒史》这本书，也得益于河南大学图书馆丰富的图书资料。父亲在三联书店重印《中国救荒史》时，曾写过一篇《写在重印书的前面》，把他当时为什么要写这本书的原因讲的比较清楚，他说：“我原先写‘中国救荒史’的用意，只是把它作为中国社会经济研究史的副产品的一种。这一部分的史料触目惊心，在研究过程中随时引起了我的注意，所以很容易把它们编在一块。本打算把各部分的材料都逐步整理起来，不料我的研究计划受了战争的影响半途而废，不仅是其他附属的材料，就连主体部分的草稿和资料也散失了，独有这个副产品因为已经印行却保存了下来。”

 作为我国现代学术史上第一部研究中国历史灾荒的专著，这本书一直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把它列入了中国历史研究名著丛书出版，并很快被译成日文出版，还有俄文版本。1957年，三联书店让父亲把原来的文言文改成白话文再版了一次。1998年，我国长江、松花江、嫩江流域洪水爆发，北京出版社与母亲商量，做成简体大字版本又再版了一次。这本书一直到现在都很有价值，别人曾送给我一本日文版的，我捐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

这本书是父亲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一次成功实践。他从社会经济学角度分析了历史上造成灾荒的原因、救灾的措施和救荒思想的发展，明确提出：“所谓‘灾荒’乃是自然界的破坏力对人类生活的打击超过了人类的抵抗力而引起的损害；而在阶级社会里，灾荒基本上是由于人和人的社会关系失调而引起的人对于自然条件控制的失败所招致的社会物质生活上的损害和破坏。” 他批驳了“自然条件论”和“人口条件论”等唯心主义的历史观点，认为，“从来灾荒的发生，根本性的原因，无不在于统治阶级的剥削苛政。”

从发表针砭时弊的一系列论文到出版《中国救荒史》，父亲在河南大学时期的学术活动为他以后办报和杂文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问：邓拓先生在河南大学读书期间曾第二次入狱，您能讲述一下事情经过吗？

答：父亲在河南大学读书期间，虽然暂时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他在学术研究领域努力钻研的同时还积极参加了开封学生的抗日活动。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北平学生在党的领导下举行了震撼全国的示威游行，之后北平学生联合会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各地学生纷纷建立“民先”组织，支持北平学生。1936年暑假后，河南大学学生中开始建立“民先”组织。父亲很快在开封青年学生中树立了威信，被推举为“民先”开封支队总支队长，他居住的砖桥街三号（大伯父邓伯禹的住房）也成了开封市“民先”大队部地址。

他经常深入学校，参加青年学生的读书会、座谈会，为大家讲解时事，分析全国救亡运动的形势。在父亲等的积极工作下，河南大学很多进步学生纷纷加入到“民先”活动中，河南大学的抗日救亡运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

这年，鉴于开封地下党组织被严重破坏，中共北方局派刘子厚到开封联系工作。刘子厚一到开封，地下党员首先向他介绍了邓拓。在邓拓和刘子厚的共同努力下，开封“民先”与北平“民先”取得了直接联系，邓拓协助刘子厚往来奔走，做了大量工作。

父亲在开封的一系列活动引起了军统特务“蓝衣社”的注意。1937年6月下旬，当父亲参加完河南大学毕业最后一门功课的考试，走出河南大学七号楼（教学楼）北门时，被埋伏在此的特务逮捕。

 这时赶上“七七”卢沟桥事件爆发，全面抗战开始，国共两党再度合作，中共中央便利用此时的革命形势要求国民党释放“政治犯”。因大伯母郑中硕当时是开封市有名的妇产科医生，认识不少社会名流，在她的积极活动下，1937年7月，父亲被捕不到一个月就被释放。

出狱后不久，他便辗转来到太原八路军办事处，在那里遇到了北平市委书记黄敬，两个年青人一见如故，随后他们一起到达五台山，进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这里，他改名为邓拓，意喻开拓新的革命天地，从此开始了烽火十年的办报生涯。

问：您的父母都是革命前辈，并留下了忠贞不渝的爱情佳话，能否谈谈邓拓先生是如何在家庭中传承红色家风的？

答：我的父母把自己的一生都融入到了中国人民解放的革命事业中。他们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不是用话语而是用行为教育我们成长。

我的姐姐邓小岚，退休后来到父亲当年工作的《晋察冀日报》驻扎过的河北阜平县马兰村，为村里的孩子成立了一支“马兰小乐队”，义务教孩子们唱歌、学乐器。为了能让孩子们感受到音乐的美好，让他们走出大山，看到外面的世界，姐姐往返于北京和马兰村之间，一干就是18年，直到把大山里的孩子带到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舞台。姐姐的事迹感动了无数人，大家都说，她不愧是我们杰出父母的好女儿！

问：您去过河南大学吗？ 

答：2012年是父亲诞辰100周年，刚好也是河南大学建校100周年，我们接受学校的邀请曾去参加过学校的百年校庆，这是我第一次到河南大学。在学校经济学院院史馆里，我发现他们收集了很多父亲当年发表学术文章的杂志，感到非常亲切。

那次去河南大学，还参加了在父亲当年被捕处竖立的诗碑揭幕式，诗碑镌刻着他写的一首题名为《入狱》的诗词手迹：

去矣勿彷徨，人生几战场？

廿年浮沧海，正气寄玄黄。

征侣应无恙，新猷尚可长。

大千枭獍绝，一士死何妨。

去之前我们都以为，父亲在河南大学被捕的时间是1937年，70多年过去了，当时的房子可能都没有了吧？没想到去了之后才发现，河南大学的建筑非常精美，我父亲上学时的教学楼保存的非常完好，现在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学校的老师告诉我们，父亲当年是从教学楼哪个门出来时被捕的，诗碑就立在那个教学楼的门前。

不久前，我的姐姐邓小岚去世后，河南大学经济学院的路福来老师发给我一张照片，在父亲的诗碑前有人敬献了一束美丽的黄菊花，花上别着一张卡片，写着“一处山村，寻根溯源”。我回忆起，姐姐曾经告诉我马兰村小乐队有一个男孩子考上了河南大学，他说在校园里看到了邓拓的诗碑感到非常亲切。我想这束花应该就是这个孩子以此寄托对姐姐的哀思吧！

问：您对河南大学的110岁生日想说点什么？

答：河南大学在历史上非常了不起，河南大学的图书资料非常丰富，为学生创造了非常好的自学条件。办大学最重要的是要有大师，父亲就读时，河南大学有罗章龙、范文澜等众多名师，人才济济，学术氛围开放活跃，让父亲获益匪浅。希望河南大学今后能吸引更多的大师级人才，越办越好。

备注：
  1.这篇访谈实录将收录入北京校友校庆纪念书籍《明德京华录》
  2.金勇，女，高级记者，中国妇女报社副总编辑。河南大学中文系八三级学生，1995年博士毕业分配到北京工作，曾获得中国新闻奖、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等荣誉。
  3..邓小虹，女，妇产科主任医师、教授。曾任北京妇产医院肿瘤科副主任、副院长，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国务院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