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矣勿彷徨，人生几战场。廿年浮沧海，正气寄玄黄。征侣应无恙，新猷尚可长。大千枭獍绝，一士死何妨。———《邓拓·狱中诗》这首镌刻在石碑上的狱中诗，是1933年邓拓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后于狱中所作。当时敌我斗争激烈，邓拓被捕后自料难逃毒手，挥笔写下慷慨激昂的诗歌，表明自己坚定的革命信念和与敌斗争的决心。英雄已去碑仍在，邓拓纪念碑仍静静地矗立在明伦校区博雅楼北门一旁，述说着风云变幻的往昔岁月。

纵观邓拓30余年以笔为枪的文墨生涯，河南大学大概是其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一页了。谁能想到，一部25万字的文言经典学术著作，竟是由一位25岁的革命青年不到两月的时间写就。1934年秋，为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邓拓多方辗转进入河南大学经济系就读，并在随后的三年度过其一生中极难得的平静生活。在校学习期间，邓拓笔耕不辍，致力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适逢商务印书馆组织出版“中国文化史丛书”，邓拓即以中国救荒史为题应约撰稿，出版了研究中国救荒问题的“扛鼎之作”———《中国救荒史》。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学术论战并非单纯的思想碰撞，更是激烈政治斗争的一部分。当时史学界“外国侵略促进中国进步”的“外铄论”甚嚣尘上，邓拓撰写《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曲折过程》，有力抨击了崇洋媚外的消极论调。他还在《新世纪》上发表《论中国历史上的奴隶制社会》一文，援引大量历史事实批驳“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错误言论。这些具有鲜明战斗性的学术文章，不仅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做出一定贡献。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拉开序幕。革命青年邓拓投笔从戎，毅然奔赴晋察冀抗战根据地，开拓新的生活。在晋察冀边区，邓拓临危受命主持《抗敌报》（《晋察冀日报》前身）编辑工作，开始了十年游击办报的艰苦历程。在炮火连天的战争岁月办报，既要克服物资匮乏的困难，又要突破敌人的残酷扫荡，邓拓肩上的责任不可谓不重。但他没有轻言退缩，而是迎难而上、攻坚克难，展现了一名共产党人不服输的劲头与担当。“八匹骡子办报”“三千字内做文章”就是邓拓为适应战斗生活需要的创举。这些佳话流传至今，仍为新闻工作者津津乐道。

“报纸的存在，就说明根据地军民在坚持战斗”，在邓拓心中，报纸是“民族的号角”，是“边区人民的喉舌和思想武器”，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弃。1941年7月，日军多次对滚龙沟实施清剿，企图消灭邓拓和他主编的《晋察冀日报》。邓拓带领报社同仁与敌人在深山里周旋，日军来时马上将报纸印刷设备坚壁埋藏；日军走了又立刻挖出来继续工作。在日军“扫荡”滚龙沟的50多天里，晋察冀日报社全体同志坚持斗争，从未暴露踪迹。从1937年12月创刊到1948年6月终刊，《晋察冀日报》在10年内共出版报纸2854期，创造晋察冀根据地一份报纸的出版量之最，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一支射向敌人的文化利箭”。

1948年秋，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取得节节胜利。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晋察冀日报》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为中共华北局领导的《人民日报》。次年8月，《人民日报》被确立为中共中央机关报，邓拓出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邓拓反对“关门办报”，强调要加强同群众的联系，在他的亲身实践下，《人民日报》积极反映群众的呼声和要求，发行量也由1949年的8万多份上升到1955年的55万份。

“杰出的革命家、学者、新闻工作者”———新闻史学泰斗方汉奇先生在一次座谈会上概括称邓拓同时具备这三种身份。邓拓18岁加入共产党，领导工人罢工，发表演讲，被捕入狱；在革命间隙、大学课余时写的学术文章至今仍为学术界所重视；全面抗战爆发后，又义无反顾地奔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开始“毛锥十载写纵横”的办报生涯。邓拓倾其一生都在追求光明和真理，在革命的道路上奔走不息，这种精神值得我们青年一代用一生去学习、传承与发扬。

（作者系文学院2020级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