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周末的清晨，我坐在客厅内，东方最早的一束光还未洒向人间，厨房里早餐水汽发出咕咕的升腾声。遥想着二百多公里外的开封，回想起四年的河大岁月，心中百感交集。虽然我踯躅半生，兜兜转转，没有辉光，但我还是感觉四年的大学生涯，是我人生最精彩的一段经历。任何时候我都为之骄傲，与任何人相比我都感觉毫不逊色。因为那是青春的岁月，那是奋斗的岁月，那是进取的岁月，那里有着浓厚的师生情、同学谊，那里有我追求知识和理想的足迹。

我觉得无论是从一个学生对母校的回馈、从“羊羔跪乳”“乌鸦反哺”的角度，还是从对精彩人生片段回顾的角度，我都应该拿出十二分的热情，用自己朴实、迟滞的文笔，从记忆深处打捞吉光片羽，或可做成一个“草编的花环”，献给我的母校，献给我的河大师友们，一来抛砖引玉，二来做个见证：我作为河大学子的一员，在我人生走向波澜壮阔深处的时候，我是否辜负了老师的教诲，是否对得起母校的培养，是否还是铁塔下那个踌躇满志、激情满怀的青年。

2001年9月12日清晨，秋收中的豫东平原，大地一片金黄，正是收获的季节。我也迎来了多年苦读的收获——要到河南大学报到。

当时我和弟弟一起先从村里来到镇上，又从镇上坐三轮车去东和店搭长途客车。一路上我感觉三轮车的速度非常快，路两旁的杨树和村庄飞快地向后退去。现在想想应该类似一种“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感觉。

我和弟弟即使坐在轰隆颠簸的三轮车内，也一直在兴奋的闲聊。我当时想的是，我作为一个贫寒农家的子弟，考上大学不易，我的父母把我供应到大学里也已拼尽全力。虽然当时我已经知道在大学扩招的情况下，考上大学也不意味着“鲤鱼跳龙门”，但还是感到一阵轻松，算是完成了我家、甚至我家族的重大历史任务，也是对自己多年努力拼搏的回报。

我的弟弟也替我高兴，为我骄傲。弟弟虽比我小，但已踏入社会，社会经验比我多，比我成熟，也比我个子高，看起来他倒像我的哥哥，为我提着行李，一路上忙前忙后。但是我当时却没能够从弟弟的角度考虑一下他深层次的感受：他的心里是否有一种未能考上大学的遗憾，是否感受到哥哥考上大学给他带来的无形的压力。

直到今年我看了电视剧《人世间》周秉坤和周秉义的故事，我才知道应该从弟弟的角度考虑一下他的感受，应该更多地去帮帮弟弟，更多地把自己学到的知识、见识，耐心、平等地跟他进行交流。那时的我只顾沉浸在自己考上大学的喜悦中。弟弟帮我办理各种手续，我都心安理得。

我记得后来我们搭乘新蔡去开封的大巴车，两三个小时后就到了开封，又转公交车到了河大明伦校区南门，那时是河大的老校区或者东校区。到了学校后，我看见在校园的一条东西路上，摆满了桌子，有登记录取通知书信息的，有收缴学生学费、住宿费等费用的，有开通绿色通道办理助学贷款的。办理手续的老师及学长、学姐们都热情又微笑地接待着我们，就好像我们是他们久未见面的远方亲人一样。我感觉格外亲切。

办完各种手续，我和弟弟一块儿在校园里转了转。整个校园很肃穆、很庄重，是我想象中大学的样子。当天晚上，我和弟弟是在仁和公寓的仁和餐厅吃的饭。弟弟和我各要了一碗羊肉泡馍，也是尝尝鲜，以前没有吃过。兄弟俩边吃边聊。我的四年大学生活算是开始了。

“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在我的印象里，河大的课堂是一种开放、平等、讨论的课堂。那时的河大对我来说，是我思想的灌浆期。

法学院的专业课老师带给了我一生的法律思维，让我时刻牢记我是一个法律人，要按照法律、按照规矩、按照规则办事，让我了解到在法学发展的道路上有许许多多的法律人为了捍卫法律尊严付出了一生心血，乃至自己的生命。他们敢于担当、敢于挺身而出，维护公平正义；他们矢志不渝地相信“正义永远不会缺席”；他们让我从骨子里相信：法（灋）者，刑也，平之如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他们让我一生烙上了法学的烙印。

作为法学后辈，我每每听到法学的理论家、践行者，用自己的一言一行、用他们自己的良心、乃至生命维护法律尊严的事迹时，我都热血沸腾，都很感慨、很激动，都感觉好像听到了“金戈铁马”之声，从内心深处为他们骄傲、自豪，为人间还有怀揣理想的人物而感到庆幸和释怀，也希望自己能有一天可以匡扶正义，可以抑强扶弱。

大学毕业后我先后在县公安局、县委巡察办、县纪委监委工作，这些部门虽然职能不同，但是笼统地说，这些部门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维护法纪、维护规则、维护公序良俗的。在我17年的基层工作中，既有在派出所、刑警队等执法一线工作的短暂时光，又有在办公室文秘岗位上与文字打交道的十数年经历，虽然不能说做到了“以文辅政”，但是我做到了尽自己的能力、智力来维护党纪、国法，在自己的岗位职责范围内维护了法治，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虽然我没有大富大贵、没有飞黄腾达，但是我用我学到的法学知识在推动中国基层法治进程中尽了绵薄之力。我曾经一天连取6份证言，把一个辱骂、殴打他人、桀骜不驯、拒不供认的违法嫌疑人送进了拘留所，也曾连续数月参与持枪杀人案的侦破工作；我也曾为巡察机构剔除300多不符合低保条件的人员、避免国家扶贫资金流失而真正感到自己工作的价值，为纪委监委一次次精准问责违纪违法人员、捍卫纪法权威而暗自骄傲和自豪。

即使十七年过去，提起法学院的老师们，他们睿智风趣、风流倜傥的风采依旧浮现在我脑海中。如风度翩翩、兼具颜值与学术魅力的法理学老师赵娜；戴着一副深色眼镜、身材微胖，一只手拿着粉笔比划，讲起宪法学眉飞色舞的王俊峰老师；非常亲切、平易近人、与学生相处亦师亦友，现已成为教授，获中意刑法学双博士学位的辅导员刘霜老师；讲起商法学激情澎湃、兼职律师的樊涛老师；气度沉稳、讲课娓娓道来的蔡军老师；还有屈院长、王明锁院长、常凤香老师等等。

当然我也永远记得我在学生就业指导中心勤工俭学时遇到的李从国、孔军、牛凡老师，以及刘老师和崔处长，他们都给了我非常多的教导和帮助。

即使在2001级法学院、或者是在3班内，我也是较为普通、较为安静、存在感不强的一类学生，但是我也深深地铭记着老师的教诲，时时会有深恩未报、如芒在背的感觉。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刑事诉讼法老师王金波。他给我们讲他作为代理律师外出取证的工作实践。为了取一份关键证言，他多次去找一位80多岁的老婆婆。这个老婆婆是一个刑事案件的重要目击证人，但是她也非常害怕打击报复。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她多次拒绝作证。

王老师为了取得这份证言，专门来到她家里，是一个偏远的农村。一进门，老婆婆从自己兜里拿出了不知道存放多少天的两个橘子让王老师吃。从讲卫生的角度讲，王老师当然不想吃，但是，老婆婆放很多天的橘子自己不舍得吃，拿出来招待客人，也是老婆婆的一片心情、是她对远方客人的一种尊敬。王老师很感动，非常愉快地吃了。

中午，老婆婆又做了面条，由于老婆婆住的地方卫生环境较差，锅上、面条上苍蝇乱飞。王老师说就这苍蝇爬过的面条，他喝了两碗。老婆婆感觉自己受到了尊重，吃饭后就一五一十地作了证。当然王老师辩护的案子打赢了。

我和同学们最佩服的是王老师作为一名法律人的同理心，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感同身受、体会民生疾苦的同情心，他的行为反映法律人为了工作坚持不懈、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执着心，以及千方百计完成工作任务的睿智，这些都是我们稚嫩的法学院学生所不具备的能力。当时的我仅只知道法条是如何规定的，法理是如何运行的，但是怎么维护法律的天平，我们作为学生缺乏实践和智慧。是王金波等老师用他们的言传身教教会我们法律之路虽然不会平坦、充满艰辛，但却有着巨大的成就感和社会价值。

在进行法学专业课学习的同时，我也选修了法学之外的课程。我曾经选修过《红楼梦研究》。当时的老师讲起红楼梦的人物、情节，如数家珍，讲起各个红楼梦人物故事如痴如醉。现在想来有王立群老师的风范。我当时非常羡慕河大老师们可以长达数十年沉浸在自己学术领域内、真正是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有时想想人一辈子什么是快乐，干自己喜欢做的事，又作出了很大的成就，这就是快乐。当年这些老师们非常无私、不求回报地把他们的平生所学教给我们，就那还生怕我们学不好，他们真正践行了“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高尚情怀。

在河大，我与同学们结成了非常深厚、一生交往的同学情谊。日常生活中，我们男同学也经常召开卧谈会，谈理想、谈人生、谈女同学。

课余，我们几个要好的男同学，俊超、松江、阿棒、小边等，我们相约去打篮球。说起打篮球他们几个是真打，我是“打酱油”。有时是夏季中午，趁别人午休的时候，我们占半个场地，在烈日下，你来我往打得好不热闹。

由于我个子低，球技没有入门，只会远投三分或定点投篮，不会运球；但是他们几个从来不会因为我不会打篮球而排斥我。他们每次去打篮球，都会喊上我。在分班对抗的时候，也没有人嫌弃我，都是很自然地分班。当然和我分在一班的，到最后比分总会落后，但是他们从来也没有抱怨。

我为了发挥更多的作用，就抢着去发球，抢着去拦截，甚至装模作样的盖帽，但是我不到1米七的个子，盖谁的帽啊。不过我还是忙得不亦乐乎。他们在防我的时候，有意无意地放松防守，几乎不防守，偶尔我也会投进很漂亮的三分或两分球，貌似可以和他们打配合。他们之间打起来，是真进攻、真防守，讲究攻防转换，突破、勾手上篮等等。

总之我们感觉很畅快，打得大汗淋漓，我也总是发挥勤能补拙作用，满场飞奔去拦截，有一次直接摔倒在球场上，膝盖还受了小伤，但是我还是感觉有一种融入集体的感觉。

有时我也会幻想，如果有一天毕业了，我们一班学生或一届学生分在一个单位，或者分在同一片草原上，大家自由结合，结婚生子，生的孩子我们共同教、共同养，一辈子不分开该有多好。

有时真的是缘分，大学毕业后，我和松江、小边还有杨涛，我们四个人真的分到了一个市，同在公安系统工作，虽然不在同一个县，但我总感觉我们四个始终在一起，没事时打个电话能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说起体育活动，我偶尔会和金坤同学打羽毛球。我们可以一直打得没有力气去捡球，打得感觉眼前发黑，但还是想打。金坤比较敬业，有专门的好球拍、好球鞋、运动装，我是业余的，不光穿着随身衣裳，还蹭球拍。通过打羽毛球和看排球比赛，我和金坤结下了很好的友谊。

我们同寝室的鑫营，知道我不会买衣服，即使花了钱，买回来的衣服有时也不太合身。所以有几次，鑫营放弃自己的休息时间，去陪我买衣服。我记得鑫营陪我买了一个黑色羽绒服，很合适，才120元钱。后来又陪我去买了几次衣服。在大四毕业那年，他专门陪我买了摩托罗拉手机，很经济实用，便于我找工作联系用。

最令我感动的是与我同一个寝室的鹏飞，他在课余的时候打奇迹游戏，经常和另一个同学小夏聊游戏聊得热火朝天，我根本就插不进嘴。他们一会说买这个装备，一会儿买那个装备等等。

有一个星期，我突发奇想也去玩奇迹游戏。鹏飞知道后，教我了一些练级的技巧，关键是他给我七亿元钱。这样我在游戏里，也算有钱人了，大大满足了我的虚荣心。

我在游戏里到处游逛的时候，会有人主动向我说：大哥，大哥，给点钱吧。我感觉这种被求的感觉真好，甩手就是500万，送给那人。比起鹏飞来说少点，但那人也是点头称谢。

我和鹏飞当时日常交往不多，但是他一听说我这个“菜鸟”要打游戏，甩手给了我七亿，这是他无声的友情。在我看来，他平常羞于表达，但是这份真情厚谊超越了游戏，让我感到他对同学的爱。我感觉平时他虽然不拘小节，但他有他的学习、生活方式，他有他的追求，他的课程也没有落下。

毕业后，我读到他写的多首非常具有个人风格的诗，想象瑰丽、意象奇特，有李贺诗歌的感觉，也让我刮目相看。虽然自那以后我很少玩网络游戏，但是多年过去，想起鹏飞甩手七个亿我还是感觉很感慨、很惬意。

同学间的交往中，可以拉一个非常长的清单：大白、小白，学涛、强哥、红周兄、冠军、标哥、凯明、来强、阿丕、小雷、石磊、振伟、刘瑞、王娟、张梦、建军、牧遥、齐柯、段文、马丁、金宝、玉宝、海中、宝明、张乾、福星、光军、王君丽、闵金丽、杜菁菁、刘容良、关友义、张立明......还有品学兼优的学生会干部邱艳清、陈娟等等。还有我的老乡洪亮兄，他一直以来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现在已成为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的“徐大律”，业余写起评论、随笔、散文是汪洋恣肆、文采飞扬。

当然，我永远记得和俊超一起办《法政季刊》的事。《法政季刊》是法学院的院办刊物，也是法学院师生进行学术讨论、人生感悟的一小块阵地。由于当时我没有考研打算，空闲时间较多，《法政季刊》的主编王俊超同学就提议我来担任副主编，说是副主编实际主要是承担组稿、校对的任务。我还写过一篇卷首语。

记得学院还专门组织了关于《法政季刊》发展的一次小型的讨论会，有十几个人参加，有法学院的学生、也有部分老师参加。当时我也想发表一些惊人的言论，以图标新立异。我说的大意是《法政季刊》的内容不必人人看懂，越神秘越有权威。而其中一个老师讲的是《法政季刊》一定要贴近学生生活，具有可读性，让大家愿意读，内容要鲜活等等。我的发言在那位老师之后，观点又与他针锋相对。那位老师戴着眼镜，具体是哪位老师，我现在记不清了。但是他还是很包容、很鼓励地看着我。我发言过后就感觉有点失言，甚至感觉汗颜。因为老师是从刊物本身出发发言。我却是为反对而反对，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故意发一些奇谈怪论。

不管怎么说，我与王俊超同学，还有一位低一届的女生，她也担任副主编，我们共同努力编了三期《法政季刊》，潜移默化中对我的文字能力有了很大的锻炼。后来我和俊超同学就毕业了，《法政季刊》交由那位女同学继续编辑、发行。

美丽、古朴、典雅的河大校园，独特的河大建筑群潜移默化中塑造着河大学子的性格气质。我记得放学后，三三两两的学生或骑着自行车，或挎着书包步履矫健地从大礼堂前向东门走去，那种洋溢在脸上的自信、那种踌躇满志、青春活力，真有一种“天之骄子”、舍我其谁的感觉。身处其间，我也深受感染，也感觉自己的未来一片光明，只要努力奋斗就没有达不到的目标。

我记得我曾在大礼堂前的路上久久徘徊，仰视着庄严、肃穆、厚重的大礼堂——这一河大地标式的建筑，感受着她承载的百年河大奋斗史、发展史。我记得我在大礼堂及多个教学楼内聆听了许多次来自全国各地、甚至外国的大学老师们的授课，他们或旁征博引、或娓娓道来，讲授他们的所学、所思。他们都是学校专门请来的，为我们扩大知识视野，让我们掌握最前沿的学术理论，以开阔心胸、增长才干，避免固步自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