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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拱之:徒步完成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我校老校友
作者:管理员 发表日期:2016-11-18 访问次数:2778
80年前的10月,人类史上的一次伟大征程——长征胜利会师。

面对生与死的考验,历经血与火的洗礼,红军创造出了军事史上的奇迹:平均日行军74华里;几乎每天都会有一场战斗;平均走365华里才休整一次……总数超过20万人的红军结束长征时,只剩下区区几万人。

长征途中,有一位红军女战士,迈着一双曾经缠过足的“解放脚”,跋涉在千山万水之中,为部队后勤工作操劳,为鼓舞同伴前进而歌唱,深得红军指战员的赞誉。

她就是河大老校友危拱之。

一 

危拱之,1905年生于信阳市,学名危玉辰,参加革命后改名拱之。父亲是清末秀才。她7岁入私塾,9岁进教会小学。1924年考上河南省私立第一女子中学。该校创办于1921年秋,创办人为中州大学(今河南大学)校董张嘉谋教授,校址在乐观街,1922年,迁址于三皇庙附近的丰豫仓(通称“北仓”),校名改为“河南省私立北仓女子中学”,即现在的河南大学附中。

学校教师楚图南、曹靖华、冯友兰、罗绳武等,给学生带来新思想、新知识,点燃她们生命之火和革命理想。危拱之在校借阅《新青年》杂志和鲁迅、郭沫若的著作,受到了进步思想的熏陶。1925年“五卅”惨案的消息传来,她积极参加声援沪案女子救护队和赴郑宣传队。1926年经周以莲介绍加入共青团。



1927年危拱之考取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并转为中共党员。她和赵一曼、胡筠等一起成为中国现代第一代女兵。广州起义爆发,她和女生队随叶剑英率领的教导团参加战斗,和陈同生等人创办了《红军生活》报和《造反》杂志。

1928年海陆丰苏维埃运动失败,她撤退到香港九龙,经恽代英帮助,被派往河南省委工作。1929年她和爱人张景曾(曾任河南省委书记)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苏联掀起“肃反”运动。张景曾因反对“左”倾教条主义被开除党籍,后失踪(一说被秘密处死)。危拱之被定为“托派嫌疑分子”,受“开除党籍一年”处分。1931年回国,在军区参谋长萧劲光的过问下,恢复党籍。

1931年冬,原红军学校组建成红军大学,危拱之任校党委委员兼俱乐部主任。在校长刘伯承支持下,危拱之、李伯钊、伍修权等人创办了红军历史上的第一个正式的文艺团体——八一剧团。1932年八一剧团又组建成中央苏区工农剧社,张欣任社长,危拱之任副社长。1934年,危拱之被调到高尔基戏剧学校,参与组训了几十个红军剧团,成为中国红色文艺的开拓者。同年10月,红军被迫长征,她跟随干部团坚持到底,是中央红军长征中30多位女战士之一。

1936年初,红一军团代政委朱瑞通知危拱之。“根据你在长征中和一贯的表现,军团政治部提交的报告,总书记张闻天同志亲自批准了,恢复你的党籍。党龄从原来的1927年4月算起。我代表党组织正式通知你,并向你表示衷心祝贺。”

1937年,危拱之到西安,任中共陕西省委妇女部长,协助叶剑英和周恩来工作,对外是红军联络处会计。



1936年,延安成立人民抗日剧社,危拱之任社长兼导演。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到陕北苏区采访,在保安观看了危拱之导演的精彩节目后,大加赞赏。

他在《西行漫记》中写道:“我同一个邀我前去看红军剧社演出的年轻干部出发时,人们已经纷纷朝着那个用古庙临时改建的露天剧场奔去了……我看到中央委员会书记洛甫、红军大学校长林彪、财政人民委员林伯渠、政府主席毛泽东以及其他干部和他们的妻子都分散在观众中间,像旁人一样坐在软绵绵的草地上。演出一开始就再也没有人去怎么注意他们了。台上挂着一块红色的绸制大幕布,上面有‘人民抗日剧社’几个大字,还有拉丁化的新文字拼音。节目有三个小时,有短剧、舞蹈、歌唱、哑剧——可以说是一种杂耍表演,共同的地方主要是两个中心主题:抗日和革命。”

这是一位西方记者首次向世界介绍中国的“红色戏剧”。 演出结束后,斯诺专访了危拱之,还在《西行漫记》中引用了危拱之的话:“每个军都有自己的剧团,几乎每个县也都有。演员几乎都是在当地招来的。我们从南方来的有经验的演员现在都已成了导演了。”

“农民们老远来看我们红军演出。有时,我们临近白区边界,国民党士兵偷偷地带信来要求我们的演员到边界的集市上去。我们去后,红军和白军都不带武器前来集市看我们表演。但是国民党高级军官如果知道是绝不答应的,因为国民党士兵一旦看了我们演出后就不愿再打红军了!”



1938年初,危拱之被调往河南任省委秘书长,化名魏晨。以扶轮小学为据点,组织了救亡团体——孩子剧团。孩子剧团的成功演出,引起社会各界关注和捐款。当时驻开封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河南省主席程潜特别奖励100元,并以省政府的名义将孩子剧团隶属于河南省战时妇女工作团,使其有了合法名义和经费。剧团添置了乐器、做了团旗、发了蓝色统一服装。

1939年“竹沟事变”后,孩子剧团解散,团员有的奔赴延安,有的参加了新四军。危拱之调任中共豫南信阳挺进队政治部主任。1942年任河南省委组织部部长。1943年康生制造审干肃反扩大化,危拱之又受到冲击,党中央发现后纠正偏差,刘少奇代表中央与危拱之进行谈话,并作出“政治上是没有问题的”结论。



1945年4月危拱之在延安出席了党的七大。后赴热河省赤峰任市委副书记,1947年任赤峰市委书记。1948年任中共沈阳市北市区委书记。1949年初,被查出已到三期的肺结核,不能再坚持工作,经组织批准长期休息。

1973年2月8日,危拱之在北京病逝。对这位历经磨难、对党忠诚、受人爱戴的红军女英雄,李先念曾题词:“学习危拱之同志的崇高革命精神!”

蔡畅回忆道:“整个长征途中,危拱之连一步牲口都没有骑。她毕生最为可贵之处,就是她在前进道路上,历尽坎坷,百折不挠,始终真诚地热爱党,热爱革命事业,矢志不渝地为解放事业忘我奋斗。她的崇高革命精神,实在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

80载峥嵘岁月,纵然时代变迁,但长征烙印在中华民族灵魂深处的红色印记,从未淡去。

80年风雨沧桑,纵然岁月流转,但老校友危拱之的故事将永远激励河大学子不忘初心,在新的时代努力成才,为国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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