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华：我的河大记忆
作者：管理员 发表日期：2022-11-10 访问次数：4825
我1996年考入河南大学教育系，能够进入河大读书，说来实属幸运。当年我从潢川师范学校毕业，毕业之前参加了中师保送生考试。我们学校那一届师范生共400余人，有资格参加保送生考试的共有8人，能够有机会升入大学的计划人数为3人。在对口招生院校中，河南大学教育系有一个名额，信阳师范学院的中文系、政教系各有一个名额，通常情况下，只有考第一名才有机会被河南大学录取。考试结束，我根据自己的平时成绩，在志愿中填报了信阳师范学院的中文系。最后分数出来，我们学校有四位同学过了分数线，我的分数不出意外地排名第三，但却意外地被录取到了河南大学教育系学前教育专业。赖此机缘，从1996年9月到1999年6月，我在河南大学教育系度过了充实而美好的大学时光。适逢“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育系）恢复建系四十周年”，我想分享一些个人的“河大记忆”，向各位前辈、师长致敬，与各位学长、学姐、同学、学弟、学妹共勉。
1996年，我国高等教育尚处于精英高等教育阶段，大学以及院系的规模普遍比较小。河大教育系96级有学前教育和教育管理两个本科专业，总计58人。我们学前教育专业是29人，有8位男生（卢哲、尹弘飚、杨小洋、袁智慧、王明辉、杨全印、丁海杰、王建华），住在一个寝室。我们先是在铁塔公园旁边的学生公寓7号楼住了两年，后来调到了学生第三公寓，但无论住在哪里，大家一直相处融洽，其乐融融，相互激励，相互帮助，一起吃饭，一起打牌，一起娱乐，一起学习。时至今日，毕业多年，大家相见不多，联系也不频繁，但彼此之间仍是最好的朋友。 得益于当时河大的特殊政策，1999年我和杨全印、丁海杰以及教育管理专业的刘巧利，在大三参加了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招生考试。我们4人分别考取了厦门大学、西南师范大学（后并入西南大学）、杭州大学（后并入浙江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后来才知道，我们那一届是河南大学最后一届允许部分优秀学生大三“考研”的。等到大四，我们寝室其他几位同学也都考取了研究生，分别被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西南师范大学、河南大学等院校录取。再后来，我们寝室8人当中有6个人（杨全印、丁海杰、尹弘飚、王明辉、杨小洋、王建华）选择了攻读博士研究生，分别从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暨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厦门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所以提及这些是想说明，河大的学风一向是极好的，各位师长的栽培以及同学们的努力也是卓有成效的。多年以来，河南大学的人才培养，尤其是教育学科的人才培养，在全国是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的。我想，这些成绩的取得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碰运气，一定是和教育科学学院（教育系）各位前辈、师长在立德树人方面的辛勤付出以及同学们的刻苦学习分不开的。 在河大读书期间，1997年适逢香港回归。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当时学校举行了迎接香港回归知识竞赛。教育系学生会学习部的祝孔生部长希望我们年级派代表参加，最后由我和张莉、孙琳组队参加。为了能够为教育系争得荣誉，我们仨找来了大量与香港有关的资料，像导游背解说词一样，认真准备。初赛、复赛顺利过关，决赛中出现了戏剧性场面，由于排名并列需要通过“抢答”来决胜负。当时我们抢到的问题是问“在香港‘广场’一般指什么？”记得是孙琳给出了正确答案——“大楼”。最终通过“抢答”环节，我们仨代表学院获得了这次竞赛的三等奖，奖项虽然不高，但我们真心的高兴，那种喜悦至今犹记。 另外一件记忆深刻的事是，当年在辅导员杜晓堂老师和系党总支程秀波书记的支持下，在年级长和学生会主席卢哲的协调下，我还曾经尝试办过一份小报《星星教育》。主要是在报刊杂志上选摘一些好文章，通过编辑、排版，然后复印成报纸的形式，供各位同学传阅。由于当时电脑并不像现在这样普及，编辑、排版采用的是最原始的方法，就是用剪刀、尺子和胶水。简单地说，就是把从报刊杂志上复印下来的各种资料，按照报纸的样子拼在一起。遇到版面不齐的时候，需要用剪刀把资料上每一行的每一个字剪开重新排列。虽然小报未能持续多久，但在办这份小报的过程中，袁智慧和王雪桦所给予的无私帮助，我至今感念。 记不清是1998年的哪一天，河南省教育学研究会学术年会在河南大学召开。一大早，我和袁智慧就到了会场。会场位于当时的历史文化学院所在的大楼，到了后发现有一个儒雅的老先生在我们之前就已到会场。会场不大，会议桌呈椭圆形摆放，主席台旁边摆有不知名的植物。植物的叶子有绿、有红，当时袁智慧“认真”地向老先生请教植物的叶子从“绿”变“红”或从“红”变“绿”是“量变”还是“质变”？记得参会人数不多，会议开始后，我才知道刚才那位儒雅的老先生就是河南大学教育学科最杰出的代表王汉澜先生。在河大读书期间，由于先生高龄，我们那一届学生未能有幸聆听王先生的教诲，但由他和王道俊先生一起主编的《教育学》却是我们那一代教育系学生最好的教科书。因此，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王先生的学生。2002年3月，我在厦大读书期间，从高教所办公室工作人员那里听闻王先生逝世的消息，作为从河大教育系毕业的学生，悲伤之感，挥之不去。 1999年我考取了厦门大学的研究生，5月面试归来，需要抓紧时间撰写本科毕业论文。时间紧、任务重。机缘巧合，研究生面试时，我在厦大高教所出版的内部刊物《外国高等教育资料》1999年第1期上看到了马丁·特罗的文章《从精英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变中的问题》，马丁·特罗关于大众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论述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决定将《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心理分析》作为本科毕业论文的选题，现在看来，当时真是无知无畏，这种题目即便是今天的我也无法胜任，哪是一个本科生的毕业论文可以完成的。 在毕业论文撰写过程中，丁秀峰教授作为我的指导老师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和帮助。记得论文的初稿完成之后，丁老师专门把我和丁海杰（丁海杰的论文也由丁老师指导）叫到他的家里，丁老师家简单的陈设至今印在我的脑海里。丁老师肯定了我的学术敏感性，指出了论文的新意和不足，并对我论文中一些具体语言表述上不妥当的地方进行了指正，丁老师耐心细致的指导使我受到了最初的学术训练。到厦门大学高教所读书以后，因为希望由青年心理学方向转到高等教育基本理论方向，我便将撰写好的几篇论文，也包括这篇本科毕业论文，拿给潘先生看。潘先生看过所有论文之后，建议我以《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心理分析》为主题，在所里的学术例会上面向全所师生做一次学术报告。报告之后，根据老师们的意见，我对论文进行了简单修改，这篇论文后来正式发表在《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年第3期。而今回头来看，这篇粗浅的文章无疑是我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第一个“小板凳”，而丁老师则是我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第一位指导老师。 从1999年毕业离开开封明伦街85号，20余年的光阴逝去，大学毕业时拍的照片已经泛黄，昔日的少年逐渐步入中年。遗憾的是，由于自己的懒惰，毕业之后一直未曾回过母校看望各位师长，但各位师长的教诲一直记在我心里，河大教育系毕业的烙印一直打在我身上。无论岁月如何变迁，无论我走到哪里，我永远都是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育系）的学生。河大给予我的教育使我受益终生。 祝愿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以“恢复建系四十周年”为契机，在下一个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培养出更多的杰出人才。作者简介
王建华，河南大学教育系1999届学前教育专业校友，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研究。入选国家首批“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江苏青年社科英才等。兼任中国高教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高校教育管理》等杂志编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