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在报考硕士生之前，我做梦也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硕士研究生！

1981年的江西省高考，与如今的高考方式不同，是将大学与中专分开考试。报考大学的，要考英语；报考中专的，不考英语。不过，不管是大学生还是中专生，毕业出来的身份都是国家干部，只是级别有所不同，本科为21级，大专为22级，中专则为23级。作为我，一个地地道道的贫困农家小孩，高中毕业之前，能够有饭吃吃饱饭，都算是一种奢侈。毋庸置疑，能够通过考试，成为一名国家干部，获取商品粮户口，是我当时的最大追求。显然，作为英语基础基本上等于零的我，报考中专，不失为一种满意的无奈选择。就这么简单的道理，我最后选择报考了中专并于当年通过考试录取到了新创办的江西畜牧水产学校，成为该校首届学生。

        1983年8月，我从江西畜牧水产学校水产专业毕业，分配到江西省九江县水产局工作，成为了一名名副其实的国家干部。尽管自己已经是国家干部，但心底里一直有一种希望进入大学学习的冲动。于是，在工作期间，利用业余时间，我努力地自学英语。记得当时使用的教材是北京外国语大学陈琳教授主编的英语广播教材。但这样火爆的教材，在书店里非常不好买到，我所用的教材还是通过表姐帮买到的，真诚感谢她！与此同时，我要特别感谢我的中专同学王小军兄。大约在1985年，小军兄当时在德安县渔场工作（现为九江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有一次因事途经九江县时，告知我可以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获知这个信息，我非常高兴。小军兄将他自己珍贵的辅导资料赠送给我，我自己也着手购买相关教材。自1986年始，进入了自学英语与高教自考兼程的痛苦且快乐着的充实生活。可以说，正是因为通过高教自考，给了我足够的信心。我两次报考4门课程（最多只能报考4门），均为全部通过。恰是在这样的时候（1987年），获悉九江县农工部的两位毕业于江西农业大学的朋友，正在准备研究生的考试。他们报考研究生的举动，强烈地触动和吸引着我。而我，自我感觉与他们交流，似乎有差距但并没相差到让你自愧不如的程度。于是就想，既然他们准备考，我是不是也可以试试？又是这样简单的推理，将自己推上了考研的征途。一方面继续参加高教自考，另一方面着手准备考研。

       考研过程中，最神秘又最有意思的是报考学校的选择。我到县教育局，对着那一本本有关各研招单位及考研信息的资料，随手一翻，见到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数理逻辑专业，于是就决定报考这里，尽管考试科目中有高等数学，涵盖微积分、概率论和线性代数等3门自己从未染指的课程。现在还是没有明白当时选择的道理，或许是一只什么看不见的手在发生作用。报考时，已经是12月了，2月份考试，时间奇短！面对这么短的时间，我似乎并不着急，我对自己数学方面的能力还是比较有信心的。难于想象，我基本上是一周完成一门数学课程的自学，3周完成了3门数学课程的自学。说到自学数学，我要特别感谢余章炎兄（他毕业于江西农业大学，1989年考入西南财经大学，获硕士学位，后又入西财，再获博士学位，现在江西省农业银行就职）。章炎兄号称数学脑袋，与他在一起，我自学数学更是其乐无穷。可以说，他对我而言，既是朋友又是老师还是学习方面的竞争对手。正是由于章炎兄的推动促动，加上自己的勤奋努力，我相对于他的身份很快由学生转化为对手，我与他的数学解题竞争也已经由全面落败到平起平坐。这一年（1988），我考研的成绩为308分，超过研究生分数线（在职生分数线为300分）8分，其中高等数学的成绩为87分，但由于外语成绩不到30分而名落孙山。

       1989年再战，同行的有多位九江县工作的朋友加考友，有县委大院的陈义火和余章炎、县水利局的龚前锋、县中学的雷浔常、九江市农科所的江泰等，一行人可谓是浩浩荡荡向九江市考场进发。就是在这次的考试中，得益于陈义火的神通广大和大力帮助，我有幸与陈义火、余章炎同住一酒店一间房，第一次对高楼对电梯房有了直接的感性认识并第一次坐上了传说中的电梯，够土的吧！要说当时的心情没有点小小的激动，那肯定是假的，但更多的真的还是大大的担惊受怕，万一停电了或电梯发生故障了呢，那我们的研考不就泡汤了！好在，这样担惊受怕的事情并没有在现实中发生，一切在忐忑中顺利进行！

       这一年，我依然报考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数理逻辑专业，考试成绩为352分，超过研究生分数线52分。人大通知我到学校面试，我大约在89年的4月下旬动身前往北京。这次旅行对我而言，继续出现了诸多的第一次：第一次出省、第一次乘坐大客轮等。到北京后，我直接到北京理工大学，找到了已于88年录取到该校攻读理学硕士学位的同村兄弟曹达彩兄。此后的一周多时间，我在北京的吃住都在北理，由达彩兄解决，非常感谢他！本以为能够很快进行面试，但一场大家所知道的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让我就学北京的愿望成为问号。这段时间，中国人民大学基本上停学，正常的办公也常被打断。尽快学生运动如火如荼，但我心情是特别的焦虑特别的难受特别的煎熬。好在在这之前，我已经与招收逻辑学专业研究生的武汉大学、中山大学、河南大学等相关学校进行过通信联系，其中中大录满武大需要定向只有河南大学给我一个肯定满满的回音：只要考试档案转到他们学校，就可录取。所以，面对人大面试时间迟迟没有确定的恐惧，我内心翻滚，真的真的不想让自己的千般努力化作一瞬泡影，我要读书！我要上研究生！基于这样的前提和判断，我似乎考虑都没有考虑，就到人民大学研招办，记不清研招办老师对我说了些什么，就提取了自己的考试档案，直奔河南大学所在地开封而去，毕竟考上研究生才是最最重要的目标！

        河南大学研招办高拴喜老师对我的来到非常热情，同时建议我转到哲学专业学习，因为逻辑学专业已经有4位同学。不知是什么原因，我又一次很快作出转学哲学的决定，也正是因为这一决定，使我非常幸运地遇到了对我人生旅途影响深远的张曙光先生（曙光先生时为河南大学宣传部副部长和政治系哲学专业硕士生导师，后离开河南大学，到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担任院长，后又到北京师范大学担任哲学与社会学院院长，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很有意思的是，曙光先生1989年也报考并已被录取为中国人民大学肖前先生的博士生，只是在随后的1个月里，由于在那场运动中的一些行为而被取消录取。也正是由于人民大学的决定，就使曙光先生与我有了师生之缘。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2016年7月，张廷国、纪光欣、王晓露及我等几个师兄弟，与曙光师在河大相聚合影）

       第二天，政治系专门为我组织了面试，面试老师是张浩先生、张曙光先生和马小彦先生。三位老师分别提了一些问题，我自我感觉回答得还不错，但他们似乎只是在听我回答问题而没有作多少记录。后来才知道，不是不记录，而是老师们基本上就没有听懂我那糟糕透顶的“普通话”在讲些什么。就这样，我曲折但不坎坷而顺利地录取到这所1912年建于开封始称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的河南大学，由此拉开了我攻读哲学硕士学位的序幕。 

（与余信红、钟兆站在河南大学合影）

       回顾这段考研历程，除了我已经在文中提及的老师和朋友之外，我同样要特别感谢同在九江县工作的杨家义兄（83年一同分配到水产局工作，现为九江市司法局副局长。经常替我下乡、写抄文件、年终卖鱼等）和李中生兄（当时分配到物价局工作，现为九江县财政局副局长。一直象大哥一样照顾我）等老乡朋友，还有张长槐老师及夫人、张阳水局长、冯家银副局长、叶如莹站长等等水产局领导和同仁，以及时在九江县机要局工作的叶洪潭（现为九江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89年的正月，我独自一人在九江县复习时，就曾使用他的煤气灶为自己解决温饱问题）等。正是因为拥有他们持续一贯的支持和鼓励，我才有可能沿着自己的理想之路，一直较为顺畅地走过来。

30年转瞬即逝，其中许许多多的事情都已化作尘埃随风消逝，但不该忘记也不会忘记的事情依然是那样的清晰可辨历历在目那样的令人感慨回味无穷！感恩那个时代，感恩有缘相遇的真诚你我，使得我这个只具有中专文凭的微不足道的普通小子，竟然能够让那本不可能存有的梦想真的出现在梦里并真的实现了！就因这，也初步形成了我至今依然未变的座右铭式的信条：缘分天注定，真诚我自行！

（2019年10月1日完稿于江西财经大学蛟桥园南区）

       曹元坤，1966年出生于江西都昌，1992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政治系获哲学硕士学位，1998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国际商学院获管理学博士学位。2002年晋升为管理学教授，2006年始被聘任为企业管理专业博士生导师。1999年7月至2000年8月曾作为中组部、团中央首届“博士服务团”成员赴江西省南康市任职副市长一年。自2000年12月始，先后任江西财经大学当代财经杂志社常务副社长、南通紫琅职业技术学院（现南通理工学院）院长、江西财经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江西财经大学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自2013年5月始任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江西财经大学产业集群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工商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