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我供职的学院不足百米，立着两通石碑，称为贡院碑。一通是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田文镜撰文的“改建河南贡院记”碑，另一通是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鄂顺安撰文的“重修河南贡院碑记”碑。这两通斑驳陆离肉眼难辨的石碑，现在都是文物，学校盖了一所小亭子来保护，四周还有围栏，只可远观目视。校庆整修的时候，又在其后新立了一通，是时任河南布政使林则徐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书丹的“重修河南贡院记”碑。从历史地位来说，林布政使要在田文镜鄂顺安这两位河南巡抚之上，不过复立的这通碑只历经十余年沧桑，碑面还黢黑发亮，所以只能露天站在那里，也无围栏，师生可以亲手抚摸感触，有几个字已经被摸掉了。
林则徐书丹“重修河南贡院记”碑
贡院碑见证着河南贡院有清一代的科举历程。三年一次的乡试，在这里举行如仪，偶有恩科加试，亦属常例。波澜不惊之中，时光来到了1903年。因为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之后一通折腾，也不懂得爱惜文物，把顺天府贡院搞得一片狼藉，天朝威仪大损。无奈之下，清政府就把1903年即光绪二十九年癸卯科同时补行辛丑、壬寅恩正併科的会试，放在了位于开封东北角的河南贡院举行。第二年，恰逢慈禧太后七十大寿，又加设恩科，京师的贡院考场还没有修好，于是光绪三十年甲辰科的会试也在河南贡院举行。这一次，开封的贡院里选出了273名贡士，随后公车赴京，在紫禁城里经皇帝面试之后，授予进士的名号。
河南大学校园内的贡院碑
这批从开封赴京的贡士之中，有一位河北河间府的青年人，叫刘春霖。当时正值大旱之年，据说慈禧老佛爷见到这个名字，凤颜大悦，玉手一挥，拔擢为头名状元。如果路边社的消息其来有自，那么刘春霖离汴之前，恐怕不会想到，他会因为名字取得正确，取代文章更好的朱汝珍独占鳌头。可能更不会想到，他被点了状元之后，咔嚓一下，千年科举制度竟然废止了，他成了末代状元郎，“第一人中最后人”。
刘春霖
科举制度举行了一千三百年，授予状元名号者五百余人。即以大清一朝来说，状元就有百名之多，除了极少数状元如王杰、毕沅、翁同龢、张謇等因为立功立言有较著声名之外，绝大多数都湮没无闻。从功业而言，刘春霖大概率要划归湮没无闻之列，虽然他写字不错，但很难称为书法大家。可因为是最末一科的状元，他被提及的频率，几可与张謇、翁同龢等大佬并列。比他早一年成为状元的王寿彭，传说也是因为名字起得好，赶上老佛爷快七十大寿了，被特意拔擢为状元，但相比刘春霖，名气就小得多了。至于夏同龢、骆成骧、刘福姚、吴鲁等名字，对大众来说，几乎等同于路人甲乙丙丁，而他们实际上是倒数第三四五六科的状元，都曾荣耀一时。
刘春霖的殿试考卷
想想，真是造化弄人。刘春霖比王寿彭大三岁，比夏同龢大两岁，明明是王、夏两位状元学习更好，更早夺魁，结果却是年长的笨学弟刘春霖笑到了历史的最后。谁让刘状元会考试呢，中举之后不着急，先蹉跎一年，然后不早不晚，参加千年科举的最后一场会试。有时也在想，刘春霖之外，会不会当时哪个省里还有一位叫张大雨或李瓢泼的举人，本来也是打算1904年参加会试，结果张大雨的老爹病了，李瓢泼的媳妇生了，影响了备考效果，于是想着不着急，再复习两年参加下一科，中状元把握更大一些。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历史上的北京贡院
这种难以预料的时代变局带来的影响，对贡院如此，对个人亦如此。原来看过一篇文章，谈及经济危机对个人命运的转变。大意说某一学生如前辈学长选择某一热门专业，本是正常之举，其间并无很大区别。但师兄师姐毕业时，经济发展如日中天，他们得以顺利进入该行业，从事拿手的工作，拿着心仪的高薪，走着规划的人生。待到学弟毕业，恰逢经济危机，行业萎缩，纵有泼天本事，无奈岗位顿减，结果只能徘徊无地。生存压力之下，不得不暂且寻找其他营生。几年后经济好转，原来的行业又恢复了。但个人在新职业已经略有基础，放弃可惜，原来专业又有新的师弟师妹，如狼似虎。几经权衡，便觉得还是不动了吧，于是就在一个并非擅长的行业，泯灭理想，放弃所学，勉力终老。多年之后，校友聚会，看着意气风发的学长，想想前后只差一两年的光景，境遇却如此不同，这位学弟大概会在喝一口水之后，静静说一声，这茶不错。
草于2020年5月29日
王鹏飞，博士、教授。现供职于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英国牛津国际出版研究中心博士后；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现代文学期刊、出版文化和新媒体研究。主要论著有《孤岛文学期刊研究》《海派文学》（合著）等，编选《出版学》《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之萧红卷、师陀卷、萧军骆宾基卷等。兼任全国出版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新闻史学会编辑出版研究委员会秘书长、高校出版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