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邓小平为坚定改革步伐稳定民心进行南巡。
正月十五的晚上，我照例和几个要好的同学拥挤到熙熙攘攘的街头，兴致勃勃的看元宵节灯展。在县城工人俱乐部的门口，正在举办猜灯谜的活动，主办方适时的以邓公之行做谜面——打一诗句。我伸长了脖子挥舞着手，大声的喊着“春风又绿江南岸……”。县城街道昏暗的灯光和人群的喧闹声，以及鞭炮、烟花的噼啪作响声盖过了我的谜底，我迅速被荒蛮的人流不由分说挤出了灯谜现场。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自己当年的答案是否正确。
过完年就大地回春了。春天一直是欣欣向荣的季节，但是按我们曾经学过的课文，作家刘绍棠在《榆钱饭》里的描述，春天也恰恰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过去饿死人的情况往往发生在这样百花争艳的季节里。
因为春天农闲，大量的人无所事事，县城的产品展销会就轰轰烈烈的展开了。外乡来的歌舞团、马戏团、魔术团、模特队、上海的时装和内蒙古的毛皮厂都拉着大批的产品拥进了小小的县城。震耳欲聋的高音喇叭里播放着劲爆的乡村重金属，同样劲爆的脱衣女郎穿着若隐若现的透视装上演着土味朋克。马戏团帐篷的四周画满了山海经中所描述的诡异的画面，四头的蛇怪和双头的连体婴满足了县城灰头土脸的人们花几毛钱就可以满足乏味生活的好奇心。这些庙会中小小的刺激吸引了没有见过世面的我，以至于常常流连在各种大棚的四周，脑补对大棚里面卖力表演的想象。
一九九八年我骑自行车路过陕西的时候，遇到过一群来自商丘的歌舞团。他们问我，小伙子你干什么去呢？我说流浪啊！那伙人坐在一部小卡车敞开的车斗里，风把他们的头发吹的象水草一样使劲往后飘。他们骄傲的告诉我，我们这才是流浪啊。然后集体哈哈哈的大笑起来。那一刻，我挺羡慕他们的自由自在。以后在吴文光的纪录片《江湖》里重温过这种吉普赛人一样的流浪，我理解他们嬉笑背后的辛酸，他们只是为了讨生活。
谁不是为了讨口生活呢？那些看似粗俗的、色情的、不堪入目的表演和来自天南海北的真假货物在县城的主要街道支起了或大或小的摊位，一铺连着一铺，热闹非凡。炒凉粉的蒜香混杂着雪花膏的脂粉味儿，拖拉机的柴油味掺杂着牛马粪的草木气儿，电子音乐的狂躁中揉进了录像厅的喘息，声嘶力竭的叫卖声中夹杂着流行乐的助威，花枝招展的服装挑在竹竿上晃来晃去，五颜六色的塑料制品被售卖的人踩在上面跺的咣咣响……如今想起来，那个落后的年代多么生猛和鲜艳呀，用冯仑的话说就是“野蛮生长”。
这种野蛮生长很快从民间庙会蔓延到了政府机关和工厂单位，于是一种“星期天市场”的经营模式在县城迅速的被推广起来。简单的说，也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在星期天的时候支起摊位做生意，开辟第二职业。春季为期一个月的庙会结束后不久，星期天市场就取代了刚刚平静下来的展销会，县城重新进入生机盎然、热闹非凡的状态。所不同的是大棚消失了，艳丽女人的画面消失了，但是春日里对人民币的躁动和向往没有消失，叶倩文《潇洒走一回》的歌声没有消失。
我和要好的同学们照例挤在人群中感受着热气腾腾的变化，那种挤来挤去的人潮让我们似乎有了参与感，仿佛融进了那个时代。有人从批发市场批发来发卡、头花，有人把自己画的钢笔画装上小镜框摆在了大街上，有人搬来了瓶瓶罐罐铺满了人行道，有人甚至把不齐全的繁体版金庸小说《碧血剑》放在了摊位上……而农产品、菜蔬、杂货、五金一直扮演着星期天市场的主角。
在熙熙攘攘的市场上，我看到了小学的校长，一个长着蜡像般面孔的女人。她一向眼梢下垂、表情严肃、不苟言笑的脸上戴着几乎遮盖了整张脸的硕大口罩，站在一个摆了三五件商品的摊位前。不知道是出于行政要求，还是自发自愿，我很诧异孙校长居然也下海来摆地摊了。在看到她的一刹那，我还是不自觉的心中一紧，悄悄的溜出她的视线。虽然那时候我已经不是她的学生了。我的老校长象对待她的学生一样直愣愣的瞪着烟火升腾的拥挤街道和喜笑颜开的顾客们，她的表情注定是没有好生意的。
以后虽然改革开放、价格闯关、取消粮票、下岗潮、下海潮、金融风暴可劲的刺激着老百姓战战兢兢的小心脏，但市场越来越开放，经济越来越强劲，秩序越来越规范，让我和我的祖国都扬眉吐气的膨胀起来，以为有生之年都可以过上宋祖英所演唱的《好日子》。没想到一场疫情又让摆摊这种屡禁不止的生存记忆回归了现实的生活，而这次居然是国家导向，让人不知该欢乐还是悲哀。时间的轮回中，我就没缘由的想起了过去县城里摊位接踵的场景。
和久远记忆中不同的是，如今的娱乐至上的市井文化里，对摆摊多了几分调侃和戏谑。“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这已经不再局限于生存底线的挣扎，而是多了对平凡生活的宽容和理解，只是不知道当年那些流浪在江湖上的大棚贵圈和一脸铁青色的老校长们如今可好？
作者简介：
海川：河南社旗人。
1997-2001就读于河南大学艺术设计系；
1998开封-西双版纳单车万里行；
2013云南迪庆州傈僳族自治县维西近两年的拍摄历程；
2016绿色江河志愿者（青海长江源水生态保护站斑头雁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