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到1912年2月12日清帝发布退位诏书、2月15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被推翻，共和政体建立，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1912年4月29日，《大中民报》头版刊登《筹备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公启》：

图一筹备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公启

百十年前的《公启》，至今读来仍然让人热血沸腾：

为什么要发布《公启》？因为“共和国成立，民国肇基，河流嵩峡间黯然无色之老大河南，亦将随之焕然一新，变为美丽庄严之乐土也乎？吾窃喜望之，而未敢信也”。怎么会“未敢信”呢？“何问事成于人，人成于学，平日之学不足以陶冶人才，而欲有人焉，足以遣大授艰，无不世之伟勋，造自由之真福，盖亦难矣。”把事情做成要靠人，人需要培养，平日里没有悉心培养，哪会有经天纬地之雄才？“夫当今之世，普通之识人人宜有，而其担当大事，则非有世界知识及专门知识，必不能胜任而有功。”在这样一个新时代，担当大事者，必须有广阔的眼界和专业知识，然而当时的实际情况确是“非无人才教育或有其名实乃凋敝疲顿不足铸造英豪”。清已亡，民国肇基，教育却“凋敝疲顿”，需要改革，需要跟上社会的形式、满足社会的需要。“夫国之强，强于学，一省亦然。河南学战之战阙员，既不能与各国相角逐，复不能与各省相角逐。”进一步强调，国家富强须教育先行，学战阙员，必然无法参与到竞争中去。解决人才欠缺的“根本之救治法若何？是非多遣留学欧美，以造就真才不可。”欧美强盛，我们应该多多派遣留学生去向人家学习，所谓师夷长技：“夫文明先进国之政治、学术、技艺足以师我而益我者夥矣。从而求之，则世界知识、专门知识，皆于此吸取焉。出而乞诸邻邦，归而飨诸祖国，其有裨于民智、民德、民力、民权、民生者必多。”况且，“东南各省先我着办，成效亦最著，及今而仿行之，已落人后，然尚可为也。”东南沿海各省已经这样做了，而且成效显著，我们也应该立即行动起来，如若“不然，留学无人，则真文明无其导线，真事业无其原质，后此共和国之河南各个人、各社会，犹是前此专制国之河南各个人、各社会，以之入政治竞争、文化竞争、经济竞争、生存竞争之场，必永无河南人之立足地”。“黑暗复黑暗，长夜何时旦。”难道说“我父老兄弟 ，纵不为一己之人格、人权悲，独不为后世子孙怜乎？”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虽然，留学急矣，非外国语言、文字及普通科学具有根底，则糜费多，而收效难。”派遣学生出去留学，需要具有人家的语言文字根底，要不然留学就会“糜费多，而收效难”。那么由谁来培养留学生的语言文字及普通学科根底呢？现有学校改良行不行？不行，因为他们“迟钝、腐靡，不足养成留学资格固矣”；送学生去天津和上海学习行不行？不行，因为“人寡而费巨”。所以，“此预备学校所以不能不专设也”。我们要眼光远大一点，立意高远一些：“百年之计端在树人，亡羊补牢，晚而未晚”，我们要建立自己的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特是事体重大，经费维艰，仁人君子，有以救不光荣、不名誉之河南为念，而热心赞助解囊相予者乎？馨香视之。”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的建立是百年大计，希望得到仁人君子们热心相助，馨香视之！

从《公启》可以深深感受到，在那个大变革时代，教育界一批有识之士胸怀之广阔、抱负之伟大。

《公启》的发起人是林维镐、林襄、刘鸣晟、王敬芳、龚肃健、房瓒先、王印川、万鸿图、刘名勋等九人。

图二筹备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公启发起人

林维镐，字新武，当时的河南省商城县南溪乡人，前清秀才，毕业于京师大学堂，曾任律师，民国时期河南省首届议会议员。林维镐曾带领两个侄儿林琴舫、林襄在南溪林氏祠创办新式学堂“明强学校”，并任校长。

林伯襄（1878年-1956年），字襄，当时的河南省商城县南溪乡人。曾入河南优级师范、中国公学学习，1908年回乡在叔叔林维镐兴办的明强学校任学监。1910年。他应邀到开封，受聘为河南优级师范教习。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被任命为提学司科长。

王敬芳（1876年－1933年），字抟沙，河南巩县人。清光绪王寅科举人，1904年留学日本，1907年与秋瑾、姚宏业、于右任等在上海筹办中国公学，开创了中国民间自办新学的先河。1913年被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1917年与胡石青创办《新中州报》，1919年又任中国公学校长。1922年任中州大学（河南大学前身）董事，同年任陕西宣抚使。他曾担任中原煤矿公司和福中公司的经理，也是河南福中矿务学校的主要创办人。

王印川(1878年-1939年)， 字月波，河南修武人。清光绪举人，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1911年从日本回国后任河南高等学堂教务长。民国期间历任国会众议院议员、统一党理事、《国权报》主笔、众议院秘书长、参政院参政、总统府顾问，1920年任河南省省长。1929年任赴苏谈判代表团秘书长。1934年任安徽省政府秘书长。1937年离职后闲居。1939年因拒绝任伪职，在天津绝食而死。

万鸿图（1885年—1960年），字仞千，河南邓县人。毕业于上海中国公学、私立北平中国大学。1913年任参议院参议员，1916年、1922年两次恢复国会时均任参议院议员。曾任两淮盐运史、凤阳关监督、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政府行政院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行政院政务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

除了上面列出的9名发起人之外，还有3位尽管名字不在此列，但是他们对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的成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一位，陈善同（1876～1942年），字雨人，河南信阳人。1903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擢大理院推事、都察院御史、资政院议员等职。1912年任河南提学使兼河道使，1918年任实业厅长，1920年9月任财政厅长，1923年2月任河南省河务总局局长，1927年1月任河南省省长。

第二位，李时灿(1866—1943)，字敏修，河南汲县人。1892年中进士。曾任刑部部曹。1898年，与王锡彤等人创办“经正书舍”。1906年，因其在河南教育界的崇高威望，被任命为河南学务公所议长，并公推为河南省教育总会会长，协同提学使掌全省教育行政。1907年创办河南法政学堂（今河南大学法学院前身）和中州公学，并被公推为中州公学总办。同年主编《河南教育官报》。1912年9月又主编《河南教育公报》，1913年1月19日任河南教育司司长。在任河南学务公所议长和河南教育司长期间，主持制订河南教育大计，提倡普及教育、义务教育，提倡新学，要求教育合乎社会之需要，号召创办师范、法政、实业、工艺等各类专业学校等。在他创办的学校里，皆开设中、西课程。为推动河南教育事业的发展，他还主编《河南教育》杂志，自任社长。李时灿一生治学勤奋，著作甚丰。

第三位，张镇芳（1863年—1933年），字馨庵，河南项城人。清光绪进士。历任天津道、长芦盐运使、湖南提法使、直隶总督（最后一任直隶总督，尽管时间很短）等职。1912年任河南都督兼民政长。1912年8月，曾为家乡捐银六万两开办“百冢铺师范学堂”。

为什么说这三位对预校的成立至关重要？我们先来看当时政府的教育管理机构设置：1906年河南设提学司。1912年3月，民国政府循清制保留提学司，提学司的办事机构为学务公所，下设总务科、专门科、实业科、图书科、普通科、会计科。1913年1月，政府颁布《划一现行各省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规定省行政公署下设教育司。河南行政公署教育司内设四个科和视学4名。陈善同为提学使，李时灿为学务公所议长，这二位当时身负河南教育管理和教育规划之大任。正由于职责所在及其为人才兴国所进行的长远谋划，所以他们连同其他人一道，在1912年的春天四方奔走，倡议效法欧美、引进西学，谋求强国富民之道，力主在河南创立留学欧美预备学校，这一构想得到了河南省都督张镇芳的支持。并且，多人认为，建预校一事当时还得到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支持。也有可能：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期间主张“教育为立国之本”，设立了学务处（后改为学校司），主持举办新式学校取代旧式私塾；袁大总统是河南人，张镇芳又是袁世凯兄嫂之弟，张与袁沟通方便，征得袁的同意岂非更加顺理成章；况且创校又非小事，在当时要创办这样一所学校，报请当时的中央政府批准、获得支持也属正常。

1912年8月，张镇芳提议，河南临时议会议定：创建“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择定开封铁塔以南、中国科举考试的终结地“河南贡院”为校址。经陈善同举荐，委任林伯襄（林襄）为校长。

图三 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大门

1912年8月25日至9月2日，《自由报》连续发布了《河南提学司招考留学欧美预科学生广告》，广告介绍了学校的办学宗旨、招生对象与条件、学习年限与收费标准，以及报名时间与办学地点等。

图四河南提学司招考留学欧美预科学生广告

河南预校招生的消息迅速传播，众多学生从四面八方赶往开封，报名投考的有1000多人，而录取名额仅120人，但不少资料显示，当时实际录取140人，也就是说扩招了20人。

辛亥革命胜利曙光催生的一所新式学校，开始迈上了人才培养、兴国富民的漫漫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