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中原文化人，几乎在一茬一茬地成批逃亡，四处星散。一些人拼命地寻找机会，含泪离开这块养育过自己的热土。他们一旦得道成仙，迅即远遁。说是四处星散，其实并不确切。除少数迁徙异域者外，大多数中原文化人实际上多聚集于京、沪，栖息于自己相对陌生的土地上，在那里占领着大小不一的生存空间。这样，文人荟萃的中原，高品位的学者日渐减少，直至寥若晨星。而在这块贫瘠的文化土壤里，几十年如一日，在学术上艰难劳作着的播种者中，任访秋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20年代中期，带着年轻人纯真的幻想，任访秋先生从偏僻的豫西南农村，先后来到了久已向往的都市开封、北京，走上了一条全新的人生道路。

        在两地的中等学校和大学的读书生活中，任访秋先生兴奋地聆听着一些闻所未闻的新学说、新见解，好奇而贪婪地阅读着前所未见的新书刊。新文化阳光的沐浴，使他的思想、知识迅速地接近着现代文明。他渴望着表达，渴望着自我实现。他在学术上的自信力不断地增强。那时，他接连在《河南民报》、《学生杂志》、《师大国学丛刊》等报刊上发表的第一批论文，就初步展示了自己那旺盛的学术活力，拉开了他学术生涯70年的帷幕。



求学时的任访秋

一

        除了30年代断断续续地在一所师范学校教书外，任访秋先生在河南大学任教已近60个年头。

        教学和学术研究的性质虽然不尽相同，但它们有时又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教师作为一种职业，事实上为任访秋先生的学术活动提供着最基本的条件。而且，教师职业又使他得以不间断地接近着青年，接近着社会中生命力最为活跃的人群，源源不断地从中获取学术激情和学术灵感。因此，本文对这位传主的描述，情不自禁地要从他的教学谈起，从他在教学中所体现出来的某种值得回味的精神谈起。

        在几十年的交往中，任访秋先生给我的突出印象是：真诚而平易。带着一种职业的献身精神，他和他的同事与学生之间，始终保持着看似平淡的真情。平淡情最真，平淡情最浓，平淡才具有长远的持久力。它营造的是一种和谐的学术语境。在教学中，任访秋和年龄与他差别极大的学生，总能平等交流，相互切磋。在他身上，永远看不到那种居高临下、令人敬而远之的威严。研究生总愿意亲近他，有时甚至“冒犯”他，发出与他不同的学术声音。他对学生“冒犯”的回答有时是一阵友好的争论，有时也用微笑表示赞同。尊敬不是苟同。教学相长的真谛，就在于它使教学双方既在感情上亲密无间，又时刻保持着对话对象之间的学术独立性。师生之谊也就在这一过程中得以默默的滋长。

        皱纹里流淌着岁月，进入90年代中期，由于体弱和眼疾，先生已不再给研究生上课。可是，他对研究生的教学仍然梦牵魂绕。他的妻子马鸿毅女士介绍过一个这样的故事：有一次，在深夜里他突然坐起，嘴里喃喃自语：“该上课了，我的讲稿在哪儿？研究生怎么还没有来？”待马女士把他从梦中叫醒，他才安静了下来。

        严格地说，任访秋先生大量的教学活动，是在课堂以外进行的。除学生外，对许多人的要求，相识的，不相识的，他全都真诚相待。80年代以后，随着他的政治地位的提高、学术影响的扩大(先后担任河南省政协副主席、河南省文学学会会长等职务)，社会上更多的人期望得到他的指点、教诲、提携：有人送来书稿请他作序；有人送来文章请他推荐；有人要和他一起拍照；有人请他赴宴，出席为自己造声势的会议。没完没了，纷至沓来。学术上惜时如金的任访秋先生，此时总是表现出一种宽厚的无奈。最后，几乎所有的求助者，从他那慈祥的眼神里总能得到真诚的鼓励、满足的应允。在先生看来，负担这些教学以外的重负，虽力不从心，但似也责无旁贷。因为，教师是知识的载体，是知识的赐予者。对那些要求帮助的人，他无法拒绝，他甚至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拒绝。这种“不知拒绝”的精神，终使数不清的后来者受惠。这正是先生的牺牲所付给他的惟一的安慰，也是他受到众多后来者敬重的一个主要原因。当然，“不知拒绝”也使他付出得太多：一些可有可无的“请教”、交流、应酬，一些抱着不同心态的非学术性干扰，毕竟浪费了他最为宝贵的时间。我忆起了80年代发生在先生家里的一则真实故事：一家地方报纸，有感于先生的敬业精神，著文详细地介绍了他那诲人不倦、“不知拒绝”的高尚风范。不料，这篇文章竟引来了一位不相识的女性慕名者。这位农村姑娘，只身走进任宅，声言要拜任访秋为师，请先生辅导她学习中文；同时也帮助做些家务活。故事来得突然和富有浪漫色彩。任访秋先生一时不知所措。最后，他还是收留了她。由此开始了长达数年的师徒生活。由于担心对先生学术研究带来的干扰太大，经过各方协调，师徒关系才得以解除，先生的精神也随之放松了下来。



书斋中的任访秋

二

        如前所述，任访秋先生的学术研究是在繁忙的教学之余进行的。教学工作的琐细、繁重，使不少教师对学术研究工作只能心向往之而力不从心。虽然，一些好的研究课题，曾经引起过自己的激动，心热手痒，最后也只能浅尝辄止，或竟至被永远舍弃。不能责怪这些教师事业心不强。因为，他们心系青年学子，他们以在教学中默默无闻的奉献，推进着人类文明的延续，并获取了社会的普遍尊敬。这正是教师工作的魅力之一。

        但是，话又说回来。在教学的同时，也确有一部分人在学术研究上做出了重大贡献，教学、研究双获丰收。任访秋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对他来说，学术研究似乎有着一种天然的吸引力。当他还没有迈进大学门槛时，他就已经尝试研究，开始写作，对自己还陌生的学术领域，倾注着热情，跃跃欲试。在《关于个人治学的回顾》一文中，他亲切地回忆过自己学术起步时的情景：

        我于1923年考进河南一师。这个学校当时因受到五四新思潮的影响，校当局对学生比较民主，同学们自学风气非常浓厚，同时政治思想也极活跃。…………我们的语文同历史教师，鼓励同学从事写作，所以几个同学就可以组织一个学社，发给纸张、镜框，办一个壁报，一时在斋舍的山墙头上，镜框林立。特别是到高级师范以后，就开始学写研究论文。我在高一时，曾写了篇《杨柳与文学》，当时语文老师卢自然先生鼓励我向外投稿，我把它寄到了《学生杂志》，发表后得到几元购书券。由于文章得到发表，于是写作的兴趣就更浓了，经常向当时的《河南民报》等报刊投稿，有小说，也有论文。

        由青年时期始，研究工作就紧紧地伴随着任访秋先生，成为他生命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须臾不离。

        任访秋先生的研究工作，集中于三个领域。30年代中期，他在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读研究生时，师从胡适、周作人、罗常培多位名师。此时，以研究三袁为重要内容的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已经出版三年。在此之前，任访秋先生也于1932年至1933年，先后发表了《袁中郎评传》、《袁中郎师友考》等研究三袁的论文。在周作人先生的指导下，任访秋先生把研究选题定为“袁中郎研究”，可谓得天独厚，水到渠成。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他对袁中郎的身世作了详细的考订。从纵的方面，把袁中郎提倡的文学革新运动，放到了明中叶以来中国文学发展的长河中，研究袁中郎的文学主张对先于他的文学思潮采取什么态度以及后来产生过怎样的影响；他还从横的方面，研究袁中郎在当时文坛的反响。由于抗日战争爆发，《袁中郎研究》未能及时出版。将近四十年后，任访秋先生的研究成果《袁中郎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中国新文学渊源》(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才得以出版印行。这些学术著作，以其深刻而新颖的见解，出版后受到了同行的赞许。

        任访秋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早在1944年，他就由前锋报社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黄修己在《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中，对该书的学术价值给予了充分的评价。黄氏认为：“任著虽是建国前较后出的新文学史，但仍有自己的特色。在这部著作中，能够看出接受先行者的某些成果，例如引用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的见解，采用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为参考书等；但是，仍有许多先行者所没有的东西，无论在体例、资料、观点上，都提供了新东西，显示了认真治学的学者的态度。再则，不同于吴文祺、王丰园著作的采用阶级观点，也不同于李何林著作的鲜明的政治色彩，任著显得比较客观。”黄修己还特别强调了任著第一次使用《中国现代文学史》为书名的意义。至今，以中国现代文学为名来概括这一时期的文学，已被研究者所普遍接受。而首倡者，则为任访秋先生。在我看来，如果从文学思潮研究的角度来审视，任访秋先生的这部著作以及他此后所撰的有关著作，其独特性在于率先回答了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与传统文学、近代文学的关系问题。作者从文学思潮的角度，论述了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前夜的文学变动的意义，指出这是一个由旧到新的过渡的时代，为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爆发寻找到了现实的和理论的根据。作者还系统地分析了近代文学思潮的发展形态以及近代文学思潮同五四文学新潮的多方面的联系。他用这样一段文字表达了自己对两者关系的理解：“五四的文学革命运动，是晚清两次文学革命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完成了晚清文学革新运动的未竟之业，只有对晚清文学进行探索，找出其来龙去脉，否则，五四文学革命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成为一个突如其来，不可理解的历史事件了。”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为基础，任访秋先生通过研究和教学实践，不断对其进行补充和丰富，1956年，终于完成了《中国现代文学论稿》的写作。此书作为教材，先在校内印行，征求意见，待即将由出版社出版时，次年突然降临的那场政治风暴终使是书未能面世。

        任访秋先生在近代文学研究方面用力最勤。他所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史》、《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散文集》以及专著《中国近代文学作家论》、《中国新文学渊源》，都是他在这一研究领域的代表性成果。有的学者特别重视任访秋先生的研究视角，指出：他的近代作家研究，均能从学术文化的角度予以评说，这虽与研究对象有关，但不能不说也是本书的特色所在。这评论就切中肯綮。《中国近代文学史》、《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散文集》出版后，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前者被评为国家优秀教材，后者获国家图书最高奖。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任访秋先生的近代文学研究已经明显地走在近代文学研究的前列。

        在一本小册子里，我曾经简要地评析过几位中国现代文学前辈在学术上的独特贡献：李何林在文学思潮研究中最先起步，王瑶的现代文学同传统文学关系的研究深邃精湛，唐弢为人们提供了从流派研究切入思潮研究的思路，任访秋先生通过对近代作家的个体研究展现了近代文学思潮同现代文学思潮的天然联系。他们深厚的学术修养和执着的敬业精神，他们各有侧重的研究成果，不仅为现代文学研究开辟了宽阔的道路，而且为后来者提供了精神上的鼓舞力量。他们的研究都发出了独特的学术声音。任访秋先生学术研究的真正价值也就在这里。



《任访秋文集》，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13卷，500余万字

三

        任访秋先生令人羡慕的教学成绩和丰硕的研究成果，固然使他赢得了人们普遍的尊敬。然而，我想着重指出的，则是先生在极端困难的文化环境里锲而不舍的坚韧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他在许多学人心中，特别是在中原学子心中，成为一面召唤他们前进的旗帜。

        有着数千年灿烂文化的古老中原，文化遗存厚重而辉煌。人们走到每个黄土堆前，几乎都能听到一串动人的故事。然而，到了近代，中原文化固有的本土文化中心位置已经被打得七零八落；连年战乱的破坏和持续不断的饥荒，使这块土地已经像饱经长途跋涉的疲惫老人一样举步维艰；知识也像日益沙化的土地面临着荒芜。中原文化的凝聚力在日趋下降：20世纪的中原文化人，几乎在一茬一茬地成批逃亡，四处星散。一些人拼命地寻找机会，含泪离开这块养育过自己的热土。他们一旦得道成仙，迅即远遁。说是四处星散，其实并不确切。除少数迁徙异域者外，大多数中原文化人实际上多聚集于京、沪，栖息于自己相对陌生的土地上，在那里占领着大小不一的生存空间。这样，文人荟萃的中原，高品位的学者日渐减少，直至寥若晨星。而在这块贫瘠的文化土壤里，几十年如一日，在学术上艰难劳作着的播种者中，任访秋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文化环境的艰难，当然不仅仅指的是物质条件。除了物质的相对匮乏外，精神生活也贫乏而险恶。抗战开始后十余年的流亡之苦，1957年之后近二十年的精神重压，使先生有时心情沮丧、低沉、惆怅。他在《关于个人治学的回顾》中说：“几十年来经历过一些颠沛流离以及摧残厄困之苦，许多宝贵的时光都轻轻地虚度过去了。到今天即令惋惜，也是无济于事了。”这看似平淡的感慨，虽然透露出一丝感伤；但是，先生并没有向不时袭来的灾难低头。在苦难来临之时，先生显得格外疲倦憔悴。他缄口不语，像大平原一样习惯于沉默。然而，灾难之后，他又很快地挺起腰来，让岁月淡化掉苦涩与伤痛，更加投入地思想着，触摸着人生。他如傲霜挺立，不畏严寒，把笔名取为霜枫，以自省自励。他以中原黄土地特有的纯朴厚重、古道热肠，继续为中原大地播撒绿色。或者，用现代流行的语言来说，他永远没有忘记文化扶贫、智力扶贫。《中国近代文学作家论》的大部分书稿，就完成于这种逆境之中。

        这位坚守中原、献身学术的播绿者，长期遭受挫折、误解、打击。历史的玩笑开得荒唐而残酷。晚年，历史虽然还给了他公平，但他毕竟已失去得太多。这不能不使他的研究明显地带有时代的印痕。有些研究收获未必粒粒饱满，甚至显得行色匆匆。但这并不影响先生著作的学术价值。他的著作本身，也许就正是时代留给后人的一抹饶有兴味的文学风景。他在学术播绿过程中所留下的深深的辙印，也许将化为值得珍贵的中原文化新传统。

        黄沙吹老了岁月，吹不老播绿者的心。美蕴涵在生活的每个角落里，蕴涵在先生无言的微笑里。辛勤白发人，事业总年轻。近年，先生明显地苍老了，但他的事业却后继有人。在他所开辟的这块学术净土上，后来者营造的学术园地生机盎然。作为一位为中国学术、为中原大地披荆斩棘的播绿者，还有什么会比这一片学术葱绿更值得先生欣慰？

 

作者简介：刘增杰，河南大学文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1956年7月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长期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