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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映川先生与河南大学
作者: 发表日期:2020-10-29 访问次数:1992

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1941年春天,一位刚刚从美国获得数学博士学位的中年教授,携家带口,克服重重困难,穿越日军封锁线,风尘仆仆、千里迢迢来到位于伏牛山深处的河南嵩县潭头寨(今栾川县潭头镇),加盟流亡办学中的河南大学任教,并先后兼任数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等职。他就是现代著名数学教育家樊映川先生。

樊映川(1900—1967),原名樊盛芹,1900年1月出生于安徽省舒城县桃溪镇,1912年舒城县桃溪镇第一次开办小学,樊映川于是从私塾转入该镇杏花村第二高等小学读书,1914年入安庆农业中学。1916年,16岁的樊映川只身北上入天津南开中学继续求学,这四年中他和敬爱的周恩来同志是同学与挚友。1920年,樊映川考入北京大学,经过两年预科学习,正式转入数学系。1926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先后受聘天津南开中学、上海浦东中学。1928年受聘为上海暨南大学数学系讲师,由于教学成绩斐然,于1929年被该校破格提升为数学系教授。1930年,先生怀着振兴家乡高等教育事业的愿望,受聘到位于安庆市的国立安徽大学任数学系教授。抗战前,安徽省政府每年有选派两位优秀教师出国进修的制度,1937年他是被选中的两人之一,赴美国密歇根大学深造。由于他专业基础好,又刻苦用功,仅半年就获得硕士学位,两年半后又获得博士学位。1940年,先生放弃在美国继续深造或从事学术研究的机会,也放弃了可能得到的高薪和舒适生活,毅然返回抗日烽火四起的祖国,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从事教育工作。当时安徽大学已停办,樊映川先生遂于1941年春,来到河南嵩县潭头,加盟流亡办学中的河南大学,任数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在抗战办学最艰苦的岁月里,樊映川先生携家眷随学校先后辗转嵩县潭头、淅川县荆紫关镇和陕西省宝鸡县底店镇等处,1946年2月回到河南开封。1948年6月开封第一次解放,他又携眷随河大迁到苏州。为维持生计,1949年曾回安徽大学任教半年,1950年到上海同济大学任教。樊映川先生前后在我校工作生活长达八年之久,为我校理学院各学科、尤其是数学学科的发展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特殊贡献。

樊映川先生学识渊博,学术功底扎实,早在博士学习阶段就展现出不同凡响的数学天赋,他当年在美国学习期间撰写的学术论文《关于外测度函数的积分》于 1941年 4月以他当时的原名樊盛芹(S.C.Fan)发表在美国数学学会《美国数学杂志》第63卷第2期上,他所在的大学还为这篇优秀论文印成单册,在校内外广为交流。河大任教期间,樊映川先生在繁忙的管理工作之余,坚持为数理专业学生讲高等数学。他讲课深入浅出、快慢适中,以严密的逻辑和无懈可击的论证征服学生,从不放过任何一个难点和疑点,以结构严谨、概念明确、说理清楚、语言简洁的特点赢得同学们的一致称赞,抽象的数学在樊先生手中成为生动美妙的乐谱,学生们普遍反映,“听他的课犹如一种艺术享受”。他对学生的课外作业十分重视,批改一丝不苟,并作了大量的心得笔记,积累了数十万字的数学资料。在此基础上,他组织人员整理撰写成一本《高等数学讲义》(油印本),供学生参考使用。抗战胜利后,他又不断对该讲义加以丰富、删改,在国内部分高校使用。1958年,根据前高等教育部1954年颁布的高等工业学校高等数学教学大纲,该讲义分为上下两册,由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第一版。1964年,作者参照1962年高等工业学校高等数学课程教材编审委员会审订的高等数学(基础部分)教学大纲(试行草案),将第一版作了部分修订后再版。1982年又印一版,前后持续二十多年,一直畅销不衰。《高等数学讲义》内容取舍得当,系统周密,论证严谨,内容精炼,文字流畅,易教易学,深受欢迎,多年来,一直被作为高等学校教材使用。截至1983年,累计印数上册达517.5万册,下册达448.4万册。该书先后获得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全国高等院校优秀教材奖。樊映川先生的《高等数学讲义》开创了我国理工科基础数学教材“中国化”的先河,堪称中国科技书籍出版史和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

樊映川先生一生追求进步。在南开中学时,积极追随周恩来同志等进步学生,积极响应“五·四”运动,多次参加罢课,上街演讲,抵制日货,反对卖国,示威游行等学生活动,曾被反动军警打伤腰部。他报考北京大学,因为向往这个新思想的发源地。在美国完成学业后,他谢绝了国外一些大学的高薪聘用,辗转回到战火弥漫、灾难深重的祖国。抱着抗日救国和教育兴国的信念,克服周折辗转、颠簸流离的诸多困难和艰辛,以满腔的爱国情怀和笃实的职业操守坚守教学工作第一线,他以实际行动担负起了河南大学数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之重任,为河南大学数理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时,他多次同河南大学教授联署,营救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运动中被捕的学生。

樊映川先生文化素养深厚。他非常喜欢朱熹“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的诗句,并把它镌刻在常用的茶杯上。他认为,一个学者不仅本专业领域的学识要渊博,还要尽可能汲取人类的思想文化精华。在艰苦的抗战岁月,他跟随河南大学辗转在穷乡僻壤,不仅继续坚持钻研数学,并博览其他学科书籍,尤其是买了许多天文学书籍作自学,常常在夜晚备课之余到户外观看星象,一年四季不停。为此他曾面向全校学生开设天文学讲座,深受选课学生的欢迎。他对文学也十分喜爱,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学,看后常会将一些精彩片段作为故事,讲给子女们听。他的另一个业余爱好是下棋。童年时代,他的中国象棋十分了得,两个叔叔已经不是他的对手。以后,他又学了围棋,可能是由于数学家的“精算”,他的棋艺在上世纪40年代的河南大学堪称一流。他当时的棋友有化学专业的徐墨耕教授,有教育学专业的李秉德教授,三人学科不同,但切磋棋艺使他们成为朋友。其中,他与徐墨耕更是一直从河南至上海(徐墨耕教授后到上海的生物研究所工作),成为终生的莫逆之交。


樊映川(右一)与化学家李燕亭先生等在潭头合影


樊映川先生热爱教育事业,一生从事教育工作,精益求精,虚怀若谷,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和业务管理能力,具有很强的运筹能力和团队精神,对中国高等数学的贡献尤为突出。在河南大学理学院及同济大学数学教研组工作期间,他十分重视基础数学的教学,以治学严谨而著称,并进行一系列的教学改革。樊映川先生非常关心中青年教师的成长和发展,他经常组织青年教师读书班,并亲自为他们开课,同时选派教师到校外进修,使教研组全体教师的业务水平很快提高。

全国解放后,樊映川先生任上海同济大学教授,数学教研室主任和校务委员会委员,还先后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常委,并担任全国高等工科院校数学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等职。

1967年,樊映川先生病逝于上海同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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