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2月28日，或许很多人并不记得这个日子，我却永世难忘这一天。
这一天对于我来说也是个里程碑式的日子。1962年秋，我被当时作为北京市领导人（市委书记处书记、北京第一副市长）的父亲万里送到河南西华县黄泛区农场务农。我在艰苦的田间劳动中度过了整整十个春秋以后，就是1972年早春2月28日这一天，我被河南省革委会教育部门批准为第一批省工农兵学员。整个农场、几万名职工，开封市师范学院革委会，或者说省革委会更准确一些，仅给了我场一名学员。通过全场职工及家属多次酝酿最后再投票通过，再经当时农场革委会、园艺场革委会审核批准，我才能在这一天，做梦似的进入了河南省高等学院的大门。我的一生从这一天开始改变。
这个日子，今天也许还有不少健在的河南大学博士生导师记得，因为他们当时被剥夺崇高的讲台也有六年之久了，而且是在各种大会小会被批判斗争中或在劳改中度过的艰难无比凄风苦雨的日日夜夜，好不容易才盼到“复课闹革命”的日子。从中州大地四面八方风尘仆仆，个个脸上都朝气蓬勃的男女孩子们喜气洋洋地背着行李，提着脸盆网兜来了。开封师院古老的大门里外教职员工都是锣鼓喧天夹道欢迎，红色欢迎标语到处可见。那时报刊和红头文件强调“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老师和我们则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打破了自古以来“师道尊严”的传统。因为大规模从中央到地方的“批林批孔”运动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呢，二报一刊语录一登一声号令地动山摇，谁敢不从？
尽管如此，这批来自第一线的工农兵的精英，都还似乎懂得老师为人师表是知识的来源、“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道理，都还尊重这些从胆战心惊过来的师长，出现了和老师们互相让烟敬茶的动人场面呢！工农兵学员们也不让老师接手中的行李，你接我拉的场景感人。我是这批学生中最大的老班长吧，28岁了，最小的一个解放军学员是学俄语的姓傅的陆军战士，一身国防绿、胖乎乎的小圆脸二九年华，口口声声叫我“老万同志”呢。
我刚从晨曦而出工下地，落日黄昏荷锄而归家，是过惯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家日子了呢。更是从十年园艺工的冬闲变冬忙，我们得为一万棵果树做好整枝修剪。那真是“北风吹雪花飘，寒冬腊爬树梢”：酷暑中没有多少防护设备中的我们，每年必给果树喷洒毒药杀虫和灭菌剂达十几遍之多，是一项十分繁忙艰苦的体力劳动。后来我又参加学校农场的农业劳动，在学校城墙旁挖防空洞（以响应“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号召），我都认为是“小菜一碟”，因为无论劳动强度、时间、艰苦性都不能和农场同日而语。
20世纪70年代的“文革”中的学校生活，谈不上什么自由和丰富多彩，除了学马列主义、毛泽东选集和上课做作业外，不许谈恋爱、化妆打扮、留长发、穿高跟鞋，也不许多上街和下馆子。当然一律住校内八人一间集体宿舍，都是上下床一个宿舍最多有一个桌子；早中晚饭总共一斤白面馒头，男同学运动量大，一斤白面主食外加不是萝卜就是白菜或咸菜的饭菜，显然吃不饱，但是每个食堂外加一大筐红高粱白薯粉的黑面馒头可以不用粮票，当然十分难吃了。还发生过伙食太差，我外语系学生把清汤寡水和霉变的黑馒头拉到校领导办公桌上的“造反行动”呢。
那时外语系文艺活动格外频繁，好像不比艺术系差，我参加了不少演出。如外语系的刘炳善老师（他是莎士比亚戏剧词典编辑，曾用英语写小说得过第一名呢）用英语写了《刘胡兰》话剧，从剧本编写到演出我都参与了。我扮演国民党闫匪大胡子连长，本班党支书吴庆云演刘胡兰，在大礼堂演出，有海报张贴，全校学生都有来观看的。40多年弹指过去了，连长审问刘胡兰的台词，我今天还记得呢！
当然那时十分强调阶级斗争和关心国家大事的红色大标语，都贴到教室雪白的后墙上了：“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外语系陈老师（是位华侨，全家现在早已到国外居住了）主笔写了一出《林彪的克己复礼》的活报剧，配合“批林批孔”运动。我演此剧出逃的林彪元帅，同系同学张晓玲演叶群，还有俄语班的解放军学员师北昌演虎儿（林立果），三个人演得惟妙惟肖，活灵活现，幽默夸张的语言和形体动作常引起观众的哄堂大笑，演出效果很好，到校外也演出，群众还感叹：“师范学院外语系师生真有人才呢！”我记得当时我满头乌发，林元帅是秃顶怎么办？外语系一位电教室员工让我头上套上半个篮球胆，但太难看了，只好乌发照演不误，这也是让观众发笑的原因之一吧。
作为老班长，我对学校的基本建设也是尽心尽力。记得当时的后勤处大高个子处长熊正黄老师（他已去世了）说：“伯翱同学，咱大礼堂的椅子，这几年破坏得很不雅观，也不好坐了，是否我们到北京跑跑，换成新的自动折叠五合板椅子呢！”趁寒假我们师生坐硬座火车到北京，找到当时的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王纯，他热情支持批条子到北京木材厂崔书记处，在紧俏的市场上硬给我校批下了大约几百把新式椅子，我尽了学生的义务，几代师生都口碑传下来我这点功绩呢！
1963年，周恩来总理在首都高等院校毕业生留学生和高中毕业生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报告时，对主持此大会的我父亲送子下乡的行动热情进行表扬而使我“名声大振”，当时发行量达两三百万份的《中国青年报》1963年9月24日以头版头条把我的务农“先进事迹”做了详尽的长篇报道。1965年开封师范学院屈院长特别邀请我在大礼堂给全体师生做“知识青年到广阔天地大练红心”的报告，我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多小时，受到了师生热烈的欢迎。从此我也认识了这座带有丰碑伟绩的古老的学校。因此我1972～1975年在校当学生（毕业分到郑州炮兵学校后又到我校进修了半年）到图书馆借书时，老师竟认出了我，而给予“借几本都可以，晚还一周也行”的特别待遇。我这个10年的泥腿子知青如饥似渴徜徉在图书馆的知识海洋中。
如今我出版发行了10多本文学散文集，也是因为在校充足了电。我加入了中国作协且接连四届在北京出席全国作协代表大会。2012年9月7日铁凝主席还在北京现代文学馆参加了我的新书研讨会并讲了话，对于我的书和为人给予了高度评价。有幸的是河大外语学院万院长还参加了此次作家交口齐赞的盛会呢！我应邀到全国各地签名赠书（包括给师大图书馆），还被关校长特聘为母校文学院客座教授呢。
万伯翱，河南大学72级外语系学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国家体委宣传司对外宣传处处长，中国体育杂志社总编，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长、名誉会长。
